首页 -> 2007年第1期
《兰亭》之魅
作者：李晓斌
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引得人们竞相模仿。疯疯癫癫的杨凝式竟然得其精髓，博得黄庭坚写诗赞赏不已：
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不过，也有人作贱文化瑰宝，《兰亭序》不幸成了唐太宗的殉葬品。现在，我们只能从残缺的唐摹本、石刻本等“赝品”中一窥右军书法的风貌。
古人云：“不学二王，下笔便错。”后世书家视“二王”书法为圭臬，取自《兰亭序》的第一个字的“永字八法”成为千古不易的金科玉律。追慕之极，留下不少书坛佳话。
以小楷著称的钟绍京为购得王右军行书五张，不惜倾家荡产，耗资几百万贯，还惋叹未获一字真书。
米芾在江船上见到右军《王略帖》，两眼都直了，以画交换不成，居然以跳江寻死胁迫蔡攸不得不双手奉送。
更有南宋画家赵孟坚在翻船落水行将溺毙之际，还两手高举《定武兰亭卷》于水面之上，大呼：“吾性命可弃也，而此不可弃！”千秋之后，我书写这句话时，依然肃然起敬。
右军翰墨倾倒了无数后世书生，让历代痴迷者写干了无数水缸，写尽了无数蕉叶。
唐宋以后，不少存世的书法杰作都可以找到“二王”的影子。黄庭坚说，由晋以来，学“二王”最神似的，只有颜真卿、杨凝式。我以为，学右军最形似的可能是赵孟。拿赵的字与右军法帖对照，不少字迹竟然达到覆校绝似的程度。但赵受人诟病颇多。莫是龙说赵的字放在古帖中间，如凡夫俗子列于儒雅缙绅中，甚至有人将赵字讥为“奴书”。
清高宗乾隆模仿赵体，对王羲之书法爱不释手。得到《兰亭八柱帖》后，他本想筑堂为廊与《快雪》一起刻石陈列，但因长短不一，只得刻成木板珍藏。连得两帖，乾隆高兴吟道：“感兴有若昔今视，一再无非翰墨缘。”乾隆喜欢到处吟诗题字，存世书迹不计其数。台湾作家罗兰说乾隆的字非常漂亮。但乾隆御笔千字一律，略无变化，状如算子，与艺术之道相悖。他可以君临天下，却终其一生也跻身不了书家行列。乾隆由赵学王，仅得皮毛，字字正局，与王右军的奇正变化、俊逸自然大相径庭。徐悲鸿曾以“大似乾隆之御书”讥评某人俗不可耐的书迹。
从乾隆身上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由赵孟上溯“二王”的路子是行不通的。赵尽管堪称大家，书法雅俗共赏，但缺乏奇宕新致，与“二王”貌合神离。
一剑双刃，凡事都有两面。“二王”法书既是标准，也是桎梏。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就是这个道理。
米芾学王是用过苦功的，他对待“二王”具有多重心理。面对有人传了四代恭候名家题写的乌丝黄绢，米芾自信腕有羲之鬼，当仁不让地在上面大笔挥毫。可是，他在宋徽宗的屏风上写完《周礼》，掷笔于地，居然口气很大地说：“一扫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
这种爱恨交集的矛盾心理昭示了临习者对于“二王”法书的两难心境。一方面，以“二王”为依归，心摹手追，临习不辍，恨不能借此脱胎换骨。另一方面，又视“二王”为约束，渴望从中超脱。
千百年来宗法“二王”，在晋帖中讨一杯羹，陈陈相因，笔笔相循，以至中国书法越来越萎靡衰弱，缺少阳刚、奇变与生机。
艺术上的近亲繁殖，只能得到孱弱的后代。羲之的“奶水”哺育了中国文人千数百年，也该到了断奶的时候了。
及至有清，有识之士豁然开悟，觉察到了问题的症结，却很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抑南帖倡北碑，在太胆推倒一座神像的同时，不幸又塑起了另一座神像。
包世臣振臂疾呼，推崇北碑，以他的老师邓石如为成功典范。邓学碑而突破古人藩篱，面目一新，取得巨大成就，影响所及，以至碑学大播，成为时尚。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言北碑，写魏体。
任何艺术体式，即便精深高妙、炉火纯青，也不应该成为千古不易的模式。羲之作品无疑是学习书法的最佳范本，学而知变，才有了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和苏黄米蔡等大家。但是，也有作茧自缚者，讲究笔笔有来历，讲究一脉相承、循规蹈矩。这样，王羲之成了一座大山，让人匍匐在地，难以逾越。
然而，艺术就像压抑在大山底下的炽热岩浆，总是在寻找突破口。
王羲之的书法以奇正变化为特点，似奇反正，不主故常，意蕴深厚，对立统一。艺术创作需要奇正变化。一脉相承为正，另辟蹊径为奇。传统为正，创新为奇。别人的东西尽管绝妙，但这是他的，你可以拿来，学习借鉴。仅有他的东西还不够，即便学得惟妙惟肖，覆视绝妙，也只是重复，不是创造。艺术在于创造，你得有自己的东西，要有个性，给人陌生感。这才谈得上奇正变化，得羲之精髓。
赵构《翰墨志》是这样评价《兰亭序》的：“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别体，就中‘之’有二十许，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如有神助。”艺术不仅不能重复别人，还不能重复自己。“喜新厌旧”作为生活态度是不好的，作为艺术观念却极佳。某些人老是标榜这是写《始平公》，那是写《礼器碑》……写得再像，也是奴书，你自己的东西呢？同样，假如你有了自己的东西，但老是重复自己，没有新致，千字一面，即便再好，也难免落入“乾隆御书”的俗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