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使命与考验

作者:宋清海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宋清海
  我作为第七次全国作代会江西代表团的一员,于11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全国文代会、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站在时代、世界、历史的高度,站在国家全面发展的基点,以全面审视人类文明史发展的新视野,对文化、文艺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
  文化的重要性已经提升为“国家软实力”。这个提法是令文化人鼓舞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强大,在其“硬实力”的背后,必有强大的“软实力”作为生长的基础。这在当今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从功用上说,文化已非传统时代的功用,而是已成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说,文化更非传统时代文人圈里的文化,而是民族精神的火炬,负担着培养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质、激发奋斗热情的重任。文化强则民强,文化强则国强,这是普遍的事实。
  胡总书记是从全局的、大文化的、大方面的角度谈文化的。具体到每一个文化人,或者具体到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我以为还是要记住一个老提法:文学应有益于世道人心。胡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四点要求和希望:一是要有使命感;二是为人民;三是要有创新精神;四是德艺双馨。这四点要求对于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用文学应有益于世道人心基本可以概括。
  当下文学创作面临诸多考验。
  一是市场问题。在这个时代,文学诅咒市场是错误的,把市场作为追求的目标也是错误的。市场有把一切商品化的魔力,但是在一切商品中,民族的精魂不应成为商品。文学作品是以商品的形式流通的,但文学作品又非同于一般的商品。比如一部小说以人的动物性为描叙内容,它肯定畅销。你能说它是好作品吗?很显然,市场不能成为标准。但是如果相反,一部小说确有文学价值,却达不到开印的订数,价值又如何体现呢?我们追求市场与价值的统一,然而往往又很难统一。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市场关乎作者的利益。在利益面前,坚持使命感就得挺一挺腰了。
  二是“非经典写作”。“快餐文化”已是生活现实了。它正如时尚一样,你不可能消灭它。它总是在流动,它只追求当下,它没有历史感,它只要轻松。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又绝对需要有质量的砖块来建筑它的文艺大厦。现实的严酷性在于:你真的认真地写一部作品,反而会像大师们的经典作品一样——人们愿意摆上书架,却不去读它们。于是,大量的“流行小说”出现了。这些作品学会了“装修术”,如同一个建筑质量挺差的房子,但在内装修花样上还挺像样。
  对于一个真正写小说的人,你还能静下心来认真对待小说吗?“流行小说”并不仅指某人多产,而是说他仍没有新的发现。发现,应该是源自生活经验的、源自刻骨感受的、源自灵性感悟的新天空。而这是需要静心、需要时间的。一个人不停地出书,大约就像一条河里的水,上游、中游、下游是一样的水质。这样写小说,是写作,但不是创新。
  三是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写作总是绕不过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如今写作环境是较为宽松的,自由度比较高了。这当然是好事。这造成了题材的多样化。各种文学观都在宣告自己的独立。有一种完全个人化的写作,有一种看似无目的的写作,也有一种“个人嗜瘾式”的写作,一时竟也成为一股风气。作为一个也是写小说的人,我并没有权力否定上述倾向,也不敢否定其中有些作品的艺术水准。我只想说:完全为个人的写作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如果完全为个人写作,其实可以不写,或者写日记自己看就是了。凡是把作品发表出来,都是想和别人交流,都想影响别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关心一下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呢?自视为贵族吗?即便是托尔斯泰那样的贵族作家,即便是马尔克斯那种“没有红地毯就写不出作品”的作家,难道是“个人化的写作”吗(不是指个人风格)?这其实不止是个感情问题,而是文学的规律。这个问题不解决,为人民的问题就是空话。
  自由,是一种方向,如同鸟在天空中一样。
  四是道德情操问题。道德是一个极老的话题,在今天又是个多数人不感兴趣的话题。中国人的道德禁锢太久了,在今天产生“物极必反”也是必然现象。对于一个作家,他起码的道德水准是顾及作品的社会效果,对人的精神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家道德情操对作品的影响、作品对人心的影响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相反的、极端的现象总是存在的,并且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但它总有一个通行的准则,大肆展览人的动物性,以人的生殖器官作为“语言”,以血腥作为色彩,以情欲作为人生动力,以拜金成为俗宗教……这一切玷污人的高贵性的东西,只反映作家道德、人格主体的低下。也许这种东西会有“轰动”效果,但这种效果是“裸奔”。
  当然,作家不是道德说教者。作家应该向人们宣传:人,必须有所敬畏。人,不可能天不怕、地不怕。那么,作家本身首先应该是个对世界对社会有所敬畏的人。正如康德所说:人类总得有所敬畏——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总之,上述四点都是关系“世道人心”的。这好像就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国家社会的事了。有益于世道人心,这应该是一个作家的“敬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