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文人画”与徐渭
作者：刘苏琼
我们常常欣赏艺术，欣赏文人画，享受着文人画的飘逸自如，无限的空灵，“文人画”中的含蓄的耐人寻味的情境和那运用自如的笔墨，使人们漫步艺林而流连忘返。“文人画”之所以有如此的魅力就是因为“文人画”是具有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讲究以书入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被人称为诗情画意。从而也被称为“士大夫写意画”。它不和中国画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它是中国传统绘画大范围中不管山水也好、花鸟也好、人物也好的一个交汇。陈衡恪就曾说文人画是“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文人画”之所以成为“文人画”，就在于它摒弃华艳、唯取真淳、绘事后素、返朴归真、大巧若拙等等，讲究不为物役，不被法拘，直抒胸襟。然而，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有着一个相当长的演进过程。自唐代以来流行的精谨风格的绘画显得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新画风，具有了更鲜明的文人画特色。北宋文同、苏轼、米芾等人更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上为文人画广为张扬，影响所及，使文人画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艺术思潮，开始从院体画与画工画中分化出来。使文人画走向鼎盛时期，随着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厌世和逃世心理，更进一步将绘画作为个人进行精神上自我调节的手段。
文人画的题材多为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之类，文人借描绘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来抒发内心感受。在他们眼中，梅、兰、竹、菊、高山、流水、渔隐，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化为君子的化身。梅的冲寒斗雪，玉骨冰肌，孤高自赏；兰的清雅幽香，芳草自怜，洁身自好；竹之虚心劲节，直竿凌云，高风亮节；菊凌霜而荣，孤标傲骨；山水、渔隐则不问世事，淡漠名利。文人借此一切来抒发他们内心当中的豪迈或抑郁的情绪。表达其自身的清高文雅，因公因私，因国因家。其中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苏轼作直竹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吴镇自号梅花道人，言梅妻鹤子而终老；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这些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藉，但是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浪漫。
而“文人画”一词出自明董其昌，经陈师曾、大村西崖的提倡而被广泛使用。但是，“文人画”的发展却可以追溯到汉代，张衡、蔡邕皆有画名。画作虽不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
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唐代诗歌盛行，诗人王维以诗入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蔚然成风，代代相传。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绘画作品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范本。至北宋，入元以后“文人画”大为盛行。“文人画”发展至明代晚期，已经非常成熟，所以，如何再向前发展，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尤其在“吴门画派”兴复文人画的风潮影响下，随着思想家强调发挥主观能动的“心学”兴起，明代中期的绘画变得更有生气，在技法上也有了许多突破，表现于花鸟画创作上，水墨写意的大家应运而生，其中，徐渭，世称“青藤道士”首当其冲。此时的徐渭立志于水墨写意花鸟画的改革创新，成就异常突出，是明代首屈一指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大师。其对宋、元以后直到今天的中国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更字文长，号天池，晚年号青藤道士，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出生于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天资聪颖，自幼博览群书，才情横溢，诗文、戏曲、书法、绘画造诣都很高，又善弹琴、骑射、击剑并研习佛道，堪称全才。20岁便中秀才，但此后屡试不中，终身不得志于功名，一生没做过官。中年时曾为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宗宪招任浙闽总督幕僚军师，徐渭对当时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多有筹划，并参予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他在诗文中热情地歌颂了抗倭爱国的英雄，本以为能施展抱负，后因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中连连受挫，一度发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杀，竟然先后九次自杀未遂，又误杀其妻而坐牢七年，出狱后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开始著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更是潦倒不堪，穷困交加，靠卖画为生。其画擅长山水、人物，尤长于大水墨写意花鸟，在漫长的艺术追求中师法林良、周之冕、陈浮，融合前人泼墨、破墨、积墨、简笔、写意手法，挥毫泼洒，随意点染，画面水墨交融、淋漓酣畅、气势豪放、充满激情，来充分表达出他孤傲不群的个性和激昂郁愤的思想感情。所绘物像意态生动，简括精炼。对后来的朱耷、石涛、扬州八怪以及吴昌硕、齐白石等人影响极大。命运的困蹇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放浪曲蘖，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内心的情感，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人。
徐渭的写意花卉惊世骇俗，比陈淳更为放纵，以泼墨大写意花鸟画见长，用笔之狂放，气度之轩昂，笔墨之淋漓，而不拘形似，自成一家，这与他怀才不遇的坎坷经历大有关联，才情在仕途上受阻，心中的悲愤无奈却通过诗文书画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创立了水墨写意画新风。他主张创新。并发挥了文人画以笔墨抒发内心情感的特质，一改吴门画派花鸟画的恬静、润雅的面貌。如他自己所说“不求形似求生韵”，在水墨写意花鸟画上形成了大胆泼辣的画风，建立了自己的风格样式，将水墨花鸟大写意的画法推向更高的平台。他的画行笔简率有力，势如疾风奔马，纵横肆意，甚至泼墨而成，其中《墨葡萄图》就是“文人”写意画的巅峰之作，此图在艺术表现方面仅以水墨写葡萄，几无线条，全用泼墨泼水而成，却墨分五色，浓淡有致，变化无穷，画中的藤条向下低垂，纷披错落，饱含水分的泼墨写意法点染着的葡萄枝叶，水墨交融行似随意涂抹点染，却任乎性情。使得葡萄珠的晶莹透彻之感，显得更为淋漓酣畅。全泼墨的表现技法不但没有减弱葡葡的形似，反而创造出一种形态生动、水汽蒸腾的鲜活感觉。同时由于他善于以草书之法入画，画的用笔，似草书之飞动，淋漓恣纵，诗画与书法在图中得到自如充分的结合。使其画面上所呈现的那种乱头粗服的美，狂放之气，足以骄人。这一切都可看作是文人画中趋于豪放的一种典型。在徐渭笔下，作画状物不拘形似，仅略得其意，重在寄兴遣怀，在他眼里，绘画已不再是对客观对象的描摹再现，而是表现主观情怀的手段。较之元代画家的逸笔草草，更具有一种野拙的生机力感。徐渭在画上自题诗曰：“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一种饱经风霜、抱负难酬的无可奈何的愤恨与抗争，尽情抒泄于笔墨之中，充分地抒发了诗人虽人生落魄但独立清高的品格。
“文人画”重意，“不求形似求生韵”。文人画重简，“无法而法”、“虽笔不周而意周”。“文人画”重书，画中题诗以行草匆匆而就，大小参差，如同墨点跳动。“文人画”重墨趣，“文人画”更重情，“文人画”运用墨之干、湿、浓、淡。浑厚苍润的微妙变化，以单纯的墨彩概括绚丽的自然，来表现内心爱憎。这一切，都在徐渭的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绘画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强烈的主观意识，是“文人画”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