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雨中琐忆
作者：曾 林
曾林，男，现就读于江西师大文学院05级本科班。
11月初，雨从某个黄昏开始下，像一位唠叨的老太太一旦开口就很难再停下来。整座城市都湮没在雨水中，宛如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镇最后的命运。我在雨天穿梭于大学校园中赶着上课、开会、吃饭，尽管撑了伞，尽管很小心翼翼地走，却还总是把裤角弄湿。用夜神熏的话来说，鞋子都可以用来养鱼了。这样不适合出行和活动的天气，难得的一点空闲时间都不得不窝在寝室里。虽然有电视可以看，虽然室友都是能玄谈高侃的人，更多的时候我们却是各自安静地在雨声中看书或思考。这样潮湿的空气，这样沉闷的氛围，很容易让人在回忆与胡思乱想中滋生出种种复杂的情绪来。
马孔多的大雨是用来毁灭和遗忘的，而我却在这连绵数日的阴雨中，像牛反刍似的，突然不自觉的让那些陈年的儿时旧事排山倒海般涌来充斥着我的脑海。甚至连一些早已模糊的细节也清晰地呈现出来了。我终于领悟到那句话的哲性:不曾想起，是因为从来没有忘记。
我忽而想到自己的出生。我常与人开玩笑说，我真的应该庆幸在我们那里的乡村，我的上一代人仍有那么强的重男轻女思想，不然就没我了。其实母亲生了大姐之后怀的第二胎是男婴，但是谢天谢地———但愿我这么说不会遭天打雷劈———他只几个月时母亲就因劳累过度而流产了。我们那里的人很倔，往往是不生儿子不罢休———我的小姑姑生到第八胎才终于生了个儿子———但只要两胎之内得一子，就决计不冒超计划生育遭抄家罚款的险多此一举地生第三胎。母亲要是生了那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该不该叫哥的男婴，那二姐和我来到这个世上的可能性就相当渺茫了。也许是上天不舍吧，我自恋地说，不管怎样，最后我还是真实完整地给生了下来。
那时候农村的幼儿在白天一般都是被放在割稻子时用的斗（一种木制的椭圆柱体）上，既让孩子有活动空间，又不至于爬远了，保证了安全。八个月大的时候，我常常从斗上摔下来，哇哇叫着，满地乱爬，一脸尘灰。我那不到五岁的大姐为此挨了很多巴掌，任凭她怎么申辩，母亲就是认定是她把我抱出来的，母亲不会相信我自己能爬出来。直到有一天，母亲亲眼看着我爬上斗沿，闷哼一声重重落到地上，哇哇大嚎。这件事在亲友间传为笑谈。其实到现在我自己都还觉得不可思议，想像不出一个不到一岁的娃娃是怎么爬出一米多高的斗去的。只好自嘲说，原来我从小就有那么强的出外看世界的欲望啊！
那时候父亲长年在外开车，在家的日子极少，农事便全落到母亲身上。母亲忙里忙外，做着繁重的农活，又要照顾三个幼小的孩子，日子十分艰难。耕田的时候，她把我和二姐一起绑在背上。我和二姐常常一起哭闹，还常用手乱抓母亲的头发。炎夏收割的时候，母亲把我们放到箩筐中，挑到田里，用稻草围个圈，任我们抓一身泥。
学会说话和走路之后，有一天，我的一个外公（母亲的叔叔）来我家。趁母亲出去挑水的时候，我伸出红肿的双手给外公看，断断续续地用稚气的言语告诉他，母亲总是往厨房外的沟里倒水，冲出一个水坑，我下台阶时跨不过去，老是弄湿鞋子，她就用竹片打我手。外公很心疼也很惊讶，心想这么小的孩子就已经懂得用语言捍卫自己。母亲回来的时候就挨了责备，红着脸认了错，又怪我不跟她说。后来母亲把坑填平了，也不往那倒水了，甚至每每教训我之前都要再三问清楚。我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外公从此很喜欢我，常对人说，这孩子很特别，也许将来会了不得的。
三岁的时候，我目睹了一场终生难忘的族斗。两个家族不知因为什么闹了冲突，大打出手。那时候我家仍住在紧挨宗祠的老屋，门口的小坪是公共过道，斗殴的人到了这里就僵持住了，双方都不退却，挤在一起混战。大人们也不出来劝架，孩子们早早躲远了，只我一个人站在旁边发呆。锄头、镰刀、斧子、长钩等农具此时都脱离本职变成了凶器互相交撞在一起，淳朴的农民粗暴地叫喊着厮杀一片。皮肉之苦，血光之灾———而我这个懵懂的小孩，惊恐地睁大了眼睛迷茫、惶惑地盯着这恐怖的一幕，几乎背过气去。这些人中有的曾经亲昵地抱起我亲上一口或逗上几句，有的悄悄塞过几块米糕给我，我不明白我心中的这些再好不过的人怎么会这么野蛮地纠打在一起，更受不了这种血腥场面。我哭了。大人们说我是被吓坏了，现在想来，恐怕当时的我是难过得哭了。这件事给我的幼年投下了一道阴影，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梦见这场斗殴，惊醒之后恐惧地望着一片漆黑，赶紧把头缩进被窝里。我睡觉不露头出来的习惯，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养成的。
稍大一些，二姐就带我出去玩了。油菜花遍地开的时候，我们去捉蜜蜂和虫子，放在火柴盒或者瓶子里玩。我那时真是大胆，竟然空手去抓蜜蜂，结果被蜇肿了手，一路嚎哭，二姐便来哄我。再后来，我就自己带两个堂弟去玩了。有一天,我们在一座荒坟旁看到一株又粗又矮的灌木，不知怎么尝了第一口，我们惊讶发现它外形很一般的叶子竟然是甜的。我们严守这个秘密，从此每天中午都要去那里摘几枚叶子来嚼，然后跑到马路边的高地上，数经过的车辆。那时候车很少经过，有时侯车没等到，天上倒响起来飞机飞过的声音，我们便抬头兴奋地挥手，喊着飞机飞机带我走———假如高兴，回来的时候我们又去摘些叶子吃。很遗憾，那株小矮树后来被人砍去当柴烧了，我们都很难过。以后再跟人说起有那么一种可以吃的甜树叶，已经没人相信了。
六七岁的时候我已经很能跑了，是的，我一直都是个爱跑的孩子，仿佛永远被什么追着，又像前方永远有我想要抓住的东西。那时候乡村干部经常到组里来，往往我们一群小孩玩得正高兴，他们就来了。这时候就有一个矮而瘦的小老头———他是外乡迁来的，改跟我们姓，儿子淹死了，妻子也早逝，只留下一对女儿———恐吓我们，说干部们来搞计划生育的，要拉你们去杀头。听他一说，我们吓得哭喊着四散奔逃，各自躲藏。后来不知怎么传开了，家里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不算超生。其实超生的孩子当然不止我一个，但偏偏那时候和我一样刚好处于适合被恐吓年龄的并没有其他人。那才是真正恐怖的日子，这回逃难的只剩我一个了。我从此见了村干部撒腿就跑，甚而碰到那个小老头都胆战心惊，生怕他嘴唇一动又吐出不好的消息来。我的头还没有被干部们砍下来，心已经被小老头捅了一万刀了。我常躲藏的地点是大人小孩都很敬畏的宗祠，我敢说没有人有我这么了解这座古朴又显肃杀的建筑，因为我几乎摸遍了它的每个角落。只有我看过被木板挡住的梁子上的雕花，只有我亲手摸过房顶上那只镇殿的石狮，也只有我对它有亲切无畏惧。当我躲在香案后或房梁隔板上偷看人们特别是小老头恭敬地上香烧纸拜祭时，我竟然有一种莫名的愉悦，仿佛抓住了他们可鄙的短柄。这就好像你看着揍了你的人挨揍，或者曾把你的偷盗行为公之于众的人也终于被当做窃贼拿来游街一样。看到可恶的小老头在我的避难所里畏畏缩缩的样子，我终于明白他也有所怕的，而且他惧怕的偏偏是我一点也不怕的。这个发现令我振奋不已。
后来不知怎么的，我知道了那些恐吓纯属欺骗，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耻辱。我压抑已久的顽皮好动的天性突然就爆发了，借着小孩子天生的犯错误的权力，我将我强烈的破坏欲释放出来，把我的破坏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的手里离不开一根硬木棍，以便及时在田堤上捅几个洞把大人们守上一夜的好不容易放满的一田水漏光，或者把熟透的大南瓜戳得千疮百孔。我的口袋里总有一支弹弓，好射掉几个鸟巢或击碎几块瓦片。地上的石头永远是我最好的合作伙伴，用它们来砸别人放在院子里的水缸真是再合适不过。
当然，我最出名的不是这类稍顽劣些的孩子都想得到做得出的招数，而是持久的坚决的对鞋子的毁灭行动。那时候扔鞋子藏鞋子已经成了我戒不了的癖好，凡是我能看到的不在人脚上穿着的鞋子都是我消灭的目标。我总是趁人一不注意便迅速把鞋子弄到手，然后把它们藏到草丛里或扒一堆土埋着，最常用最省事的手段是直接扔到池塘里。从此来找母亲索要鞋子的人络绎不绝，常常是母亲干了一天的农活刚回到家，就被几个孩子围住，闹着向她要被我弄丢的鞋子，于是她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带上钩子帮他们找。好不容易等到我回来，便逼问我鞋子的下落，我却全然不记得了。即使挨了打，第二天我还是会不自觉的继续对鞋子的迫害。从此大家都开始留心他们的鞋子，从此谁丢了鞋子都可以找我家里要，从此我成了最令人头疼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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