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鲁迅偏颇”辨析
作者：张维舟
鲁迅是否偏颇，这在鲁迅在世时以至于今天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攻之者有，辩之者无。其实这里的情况相当复杂，说鲁迅思想偏颇的人群中，有恶意攻击的，有善意指出的，也有不了解底细发生误会的；为之辩护的也是这样。所有这些要一一道来太烦难，也没有必要，我只想说一句：鲁迅确实有偏颇之处，有鲁迅自己的文章为证。
一、《<呐喊>自叙》中，鲁迅回忆了少年时代家境破落，为给父亲看病，到当铺典当，找中医开处方捡药，受尽了世人的白眼，结果父亲还是死了。说到这段往事，鲁迅深为感叹：“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药方，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中医是不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现在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而鲁迅因为有庸医误诊而否定一切中医，以偏概全，不能不谓之偏颇。
二、1919年鲁迅致许寿裳的一封信中写道：“缘中国古书，叶叶(页页)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为今之计，只能读其记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因记述天物，弊止于陋，而说故事，则大抵谬妄，陋易医，谬则难治也。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书信集》上卷第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此论惊世骇俗，更为偏颇。
三、1926年3月28日北京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大屠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此间，鲁迅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纪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等文章，愤怒谴责中外屠杀者的罪行，揭露反动文人助纣为虐的无耻嘴脸，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都是令人景仰永垂青史的。但在这些文章中，他把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杨荫榆也当作敌人来攻击，则有失公允。最近有文章披露，杨荫榆是一位很有民族气节的女教育家。抗日战争前夕回到家乡江苏无锡办教育。不久无锡沦陷，日本兵糟蹋中国女学生，并加以残害。杨荫榆闻此事，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只身到日本司令部严正抗议，结果也为日军杀害。这固然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谁也无法事先预见，但如果杨荫榆真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她又如何会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义正词严，抗议日军暴行，自己也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果真一个人人格分裂、精神变异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却也匪夷所思。想来“三·一八”惨案前后杨荫榆的所作所为未必如鲁迅想像的那么坏，这里很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误解。类似的情况在鲁迅身上还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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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迅并不讳言自己有偏颇，他在总结自己思想转变过程的时候就说过，由于在这以前血的教育，过去的进化论的“思路因此轰毁”，同时他还坦诚地说，感谢创造社逼他读了不少马列的书，“纠正只相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还诚恳表示“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只惜我们不少人并没有认真地掂量这些话，不认为这是鲁迅的肺腑之言，而想当然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客套，一种姿态，鲁迅没有偏颇，也不可能有偏颇。把鲁迅的思想看成一成不变，不会有任何差错，这种认识既不符合鲁迅的实际，也不利于我们正确研究和评价鲁迅。我想根本问题并不在于鲁迅有没有偏颇，有没有差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是常识，不应有什么争议。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认识这种偏颇。
鲁迅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诗情澎湃，想像飞跃，爱其所爱，恨其所恨，冰炭不容，痴心不改。这种感情溶于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并成为这种时代精神最闪光的部分的时候，会被认为崇高，还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说了过头话，有所偏颇，人们也不以为然，矫枉过正嘛，甚至还会觉得痛快淋漓。然而，带着情绪去认识和评判复杂纷纭、瞬息万变的社会现象和各种文化现象，就容易出差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圣贤也在所难免。鲁迅是人，看人看事，有所偏颇，不足为怪。
不过话说回来，感情丰富的人，容易偏颇，但感情丰富的人也往往因为心地善良单纯，直性子，少心眼儿，容易轻信他人上当受骗。
1936年3月鲁迅写了一篇重要文章《白莽作<孩儿塔>序》。白莽，笔名殷夫，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的左联青年诗人。鲁迅高度评价白莽的诗作：
“这《孩子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这里，鲁迅用诗的语言，表达了对革命青年作家的厚爱，对发展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寄予殷切的期望，拳拳之心，感人至深。可是谁能想到要鲁迅作序的人，鲁迅并不认识，这人竟利用鲁迅心地单纯善良、乐于助人的性格弱点，冒充白莽生前好友，好话说尽，骗取鲁迅的文章，欺世盗名。总之，这人并没有出版什么白莽的《孩子塔》，鲁迅是被一个不相识的人耍了(当然，鲁迅这篇文章有不朽的意义，这是另一回事)。
鲁迅因为心地单纯善良，性情率真耿直，一度受制于人，吃了不少哑巴亏。最典型的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联时期，鲁迅形式上是左联的核心和旗帜，实际上受到排挤，基本上被架空了。我们只要认真读一读鲁迅这个时期的文章和书信，就能了解鲁迅当时尴尬的处境和苦闷的心情。
解读鲁迅，人们比较多地注意到鲁迅风发踔厉、疾恶如仇的一面，即作为文化革命的主张、思想先驱的一面，很少注意鲁迅作为常人的一面。前几年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短文，文中摘引作家张恨水回忆鲁迅的一个生活片段，十分有趣，摘引如下：
“一日，值校庆(北师大校庆——笔者注)……会后作余兴，先生任一节目。先生固不善任何游艺苦辞不获，乃宣言作单人舞。郎当登台，手抱其一腿而跃，音乐不强，漫无节奏，全场为之笑不可抑。先生于笑声中兴骤豪，跃益猛，笑声历半小时不绝。”(张恨水《鲁迅之单人舞》)
真是赤子之心，憨态可掬，令人忍俊不禁。这可看作是鲁迅通人的一面，在这里没有桂冠和圣光，和我们大家一样，鲁迅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也会被人善意地捉弄出洋相。指出这一点无损于鲁迅的光辉，恰恰相反，它有利于我们认识一个完整的真实的鲁迅。
鲁迅在晚年有一篇文章叫《这也是生活》，其中写道，老百姓吃西瓜，战士也吃西瓜，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战士)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好听的大道理。吃过西瓜，精神一振，战斗起来就和喉干舌敝时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敌的确有关系，但和应该怎样想的上海设定的战略，却是不相干。”接着鲁迅指出：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这话对鲁迅也适用，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伟大而平凡的战士，他的伟业和他的日常生活包括缺憾是同时存在的。
我前面讲了，鲁迅并不讳言自己偏颇和有其他过失。我还是那样认为，问题不在于鲁迅有偏颇，关键是鲁迅怎样对待自己的偏颇和其他过失。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总是通过学习和社会实践，不断地克服各种偏颇，改正各种失误。这方面的事例更是多得不守胜数。例如，五四时期，鲁迅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一道猛烈地挟击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这是对的，但于此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区分一笔抹杀，态度相当偏激，从学理上看则未必妥当。1920年鲁迅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就决心“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1923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印成，1930年改订，此时他对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关系已有正确的认识，他说：“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浮士德与城》后记)。而到1934年6月他在《拿来主义》中已经能对中外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辩证的分析，其结论同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谋而合。
长期以来，我们对领袖、对伟人敬仰和爱戴有加，却很难设想他们有过错，即使知道有，也不愿提及，或者尽往好的方面解释，极力淡化。大人物不偏颇，偏颇的人绝不可能是大人物，在一个很长一个时期我们一部分人就是这样看问题的。这种影响至今还存在。这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不符合实际，不利于我们看人看事，不利于我们进行文学批评。它本身也是一种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