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三人行
作者：张 鸿
在我36年的生涯中，他们皆为我师，但有的我至今未曾谋面。并非女士优先，我将王海玲放在了第一，因为她在我14岁时，给予我的“虚荣”延续至今。
王海玲，《珠海特区报》编辑，著名作家。
我没有见过她，除了我自报家门和她通过两次电话。
九岁时，我在大连，写过一首十二行的诗上了一个什么报，我已不记得了。高中一年级，我在南昌实验中学读书，我的班主任是一个上海人，梅建高。从那时起的作文课，范文全是我的了，这种状况延续到了我的仅有的高二。我的班主任老师建议我去投稿。
当时，《南昌晚报》在当地是很有影响的，我们家订了，我爱看副刊。于是，我就将稿件《大海的回忆》寄了出去。没过几天，我收到了责编王海玲的来信，她让我将稿件用格子稿纸重新抄一遍寄去。我任何人没有告诉，悄悄地自己将抄好的稿件再寄了出去。约一周，稿件发出来了。那一天，我兴奋还有担心，担心认识我的人看见，笑话我。第二天，我的班主任老师在班上读了这篇文章。从那时起，我知道我也能将自己的感受印成铅字，就像大人那样，我有了自信，我有了虚荣。
从此我就在想，王海玲长得什么模样？
长大了，我也要去报社工作。于是多年来我为此目标奋斗，直至实现。
我一直关注着《南昌晚报》的“王海玲”这个名字，直至发现这个名字不再出现了。
1986年高二时我入伍，新兵训练没结束就抽去写新闻报道，得益于我的这一篇见报的文章。1988年我在《江西日报》的“井冈山”实习工作一年，我才知道王海玲已经去了珠海。多年后，我离开部队到广州工作，就在广东省作家协会，我也知道她就是协会的会员，但未有机会和王海玲联系。
时光荏苒，我从广州又回到南昌上学，2001年我研究生毕业，先是在深圳的一家报社工作，二年之后我到了广东省作家协会的《作品》杂志。我手头拿到的第一篇中篇小说稿件，是珠海的女作家王海玲的。我能肯定，她就是18年前的我的责编。
我给了她电话，跟她说了这个故事，她很惊讶于这种巧合。她笑着说：“真的吗？我曾经工作那么认真吗？我居然那么关心我的小作者？”我们成了朋友，未曾谋面的朋友。第二次电话联系，是我和导师南翔聊起这个故事，他们居然是好朋友，于是我们拨通王海玲家的电话，畅聊了一番。
时至今日，王海玲在珠海生活了20年，这些年她的工作和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或说变故，但她从未放弃自己的创作。将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环境，还有自己头脑中的生活融为一体。现在她被称为“新都市小说”代表作家之一。这期间，她以一个女性作家特有的感悟力和观察力，创作出版了大量表现特区人生活的中、长篇小说，打开了一扇认识特区的窗子，让读者从窗中看到特区绚丽诱人的风景，读到了生动真实的特区人生存、奋斗和自省的故事。她的语言是敏感的，犹如她的人，细致铺排，但又时常露出尖锐锋芒，把人物写得相当刻骨深入。她十分善于立体把握人物复杂的内心生活，在特殊环境中的性格侧面和心理层次，她笔下的人物都处在某种临界状态，一些细节的改变促使他们悖离预期的目标，而事实上，这又契合了他们隐藏的无意识。
她曾经是广东文学院的签约作家，所以我常常能知道她的一些情况，遇到珠海来的作者我也会打听有关她的情况。我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她，关注她的作品。她就像她的作品中的那些女性人物，独立、自在，甚至优雅地生活、工作、写作着。
从前的她的小作者，如今从文字编辑的角度来品评她的作品，是得益于她当年的“慧眼识英雄”吧！如今，她当年的认真体现在我的工作中了。
我在广州，她在珠海，我们仍然还未见上一面。
我真得去看看她。肯定不用再过“二十年”。
南翔，深圳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著名作家。
一个瘦高而温情的男人，一个慈父孝子、一个学者型作家。
那天我问南翔，我和他是什么关系，是老师与学生？编辑与作者？还是其他？他回答：随你怎么说。我说，除了这两者之外，还有就是男女关系。一个玩笑而已，但可见他的随和。从男女关系而言，他是一个我很尊敬的男人，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导师。
1988年部队送我到《江西日报》实习工作时，曾编过南翔的稿件，从此记住了这么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1990年，我还在部队时，就读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的夜大，南翔是我的任课老师，教写作。
那时，我有一种自然而来的优越感，总是与任何人保持距离。南翔爱让我们写作，仍像中学时一样读范文。那天，他让我们随意写一篇文章交上去，我写了《自白》，我写到了我的喜恶，写了我对人际关系的看法，还写了许多许多。他在我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读出了这篇文章，他说这是水平很高的一篇文章。那时我还没有告诉他，我9岁时就开始写作，我还曾在报社编过他的稿件。
在校读夜大的第一年，有史以来，成人大学的学生和在校生一起参加了每年一次的作文大赛，我得了一等奖，这让他很欣喜。我还要说出一个我和他之间的秘密，也许他已全然没有记忆了。第二年作文大赛，他悄悄地告诉了我作文竞赛的题目，我却没有得到任何奖项。
几年之后，我到了广州，我们仍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我知道他基本的生活状态，我认识他们家的老人还有那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相吉子，老师的女儿。
1998年3月，我打通他的电话，问他收不收我这个学生？他很高兴，说没有想到一个成人大学生能考上全国统招研究生，更没想到我能再次当他的学生。
他也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老师。其实，他没有给我上一节课，也没有留下任何说教，就调至深圳大学。从此，张渝生老师接下了我这个没人要的“孩子”，我的毕业论文从头至尾都是张老师指导和考评。我深为感谢，但至今也没有对他说出。也许，南翔也该感谢张渝生老师将他的担子接了过去吧！？我这个他从没有“手把手”教过的学生就成了他在南昌大学的关门弟子。
2001年，我毕业了，去深圳探望南翔和他的家人时，就留在了深圳工作。他向他的好友，当时《深圳商报》的副总侯军推荐了我，我也就以逾三十的“高龄”在深圳做了一名记者。
不论工作还是生活中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我都会向他咨询，他也会以一种“志愿者”的面貌出现。
他是深圳政协委员，又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可贵的是他极能体恤那些弱势的群体。他常常建议我该写一些什么样的话题，才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而千万不要成为跑跑会议，拿拿车马费的平庸记者。
有趣的是，一天他对我说，有没有发现深圳大街上的“性用品”店很多，完全可以就此写一篇调查，看看性用品店里有一些什么故事。我说不敢进去，他陪我去，这更让我不敢迈步。他说：你现在是一个记者。他陪着我进去了，我是硬着头皮，眼也不敢抬。我只好对他说：明天我自己来。第二天开始，我一个人在一家性用品店呆了两天，之后写出了《穿越伊甸园的篱笆墙》，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对他和他的家庭有了一种依赖，总感觉在一个我无法融入的城市里还有自己的亲人；我也曾试图向他撒娇，也想过我们之间会不会发生什么故事，但我的性格和他的责任感，让该不该发生的都没有发生。
与那个城市的疏离感就像面对一盘做得不太对劲的菜，最终让我放弃了它。我又回到了广州，回到了作家协会，进了这一家历史悠久的文学杂志。
我仍会向南翔咨询一些事，但已很少很少了。我们时不时会在一些文学活动中见面，我也会很得意的对所有认识我和他的人说：“南翔是我的导师！”前不久，我问他，考博士有没有必要？他告诉我，要学位就去找别人，要学专业知识找他就够了，我很明白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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