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猿山》：关于权力主题的深度叙事
作者：李建军
由于过多地依赖虚妄的想像，由于过分热衷于叙述苍白的个人体验，许多当代作品常常带给读者一种深深的隔膜感，常常使读者觉得它们与自己没有多少关系。在这些作品里，现实被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历史被轻轻松松地遗忘了。回避与遗忘的结果，是造成中国文学普遍而严重的痼疾：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极度匮乏，批判精神和启蒙意识的极度贫弱。当此时也，文学无须为过去的苦难承担罪责，无须为未来的前途和出路焦虑不安，尽可以把自己变成一种“纯粹”的事物，单薄得近乎透明的蝉翼，轻盈得仿佛自在的流云。
与那些令人失望和不满的作品不同，宋清海的长篇小说《猿山》，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和沉重的历史感。与《受活》式的“狂想现实主义”比起来，它显得那么朴素，那么稳实；与《秦腔》的秽屑、混乱的“原生态”比起来，它显得那么清正，那么严整。你不用像评价《受活》那样，不着边际地说它“改变着文学的秩序”，说它在“小说的体式、叙述语言上”有着“卓越的独一无二的创造”，说它将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沈从文式的“乡土恋歌”，以及《古船》或《白鹿原》式的“文化秘史”送上了“上一世纪”。你也不用像“一向措辞谨慎、喜欢唱点反调的上海评论界”的某些批评家评价《秦腔》那样“不吝赞词”，称它是“一部书写当代中国农村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是又一高峰”，“是对近年来许多凌空高蹈、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面对悲惨的历史灾难和沉重的现实生活，宋清海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已有的伟大的叙事经验，宋清海的态度是谦虚的、虔诚的。他没有《受活》的作者颠覆小说规范的疯狂的野心，也没有《秦腔》的作者蔑视小说纪律的极度任性。从宋清海的文字中，你看不到高蹈虚浮的文字游戏，看不到前无古人的恣意妄为。《猿山》因此而显得朴实、诚实、厚实，因此而属于那种实实在在的作品，充满了来自大地的泥土气息，浸透了殷红的血水与苦涩的泪水。
众所周知，在中国，现实主义的名声和境遇很不好。人们似乎已经羞于谈论它了。在那些文学上的以“先锋文学”为旗号的“拜新教”分子看来，现实主义不仅落后、陈旧，而且还是反文学的；在某些“纯文学”作家看来，现实主义既缺乏表现“心灵”的深度，又缺乏充分的“文学性”，因而是与“审美”相对应的“功利”的代名词。是的，在很长的时期里，现实主义一直遭遇着严重的扭曲和肢解：先是被加上功利目的极强的意识形态限定语，被巧妙地转化为一种本质上非现实主义甚至反现实主义的异化物。最后的结果是，文学越来越缺乏现实感，越来越缺乏独立性和批判精神，越来越缺乏内在力量和思想深度。进入社会转型期，现实主义又一次受到了“市场原则”和享乐主义的损毁：“个人化写作”和“欲望化写作”使文学疏离现实，缺乏广阔的关照视野，丧失了对现实主义文学来讲至关重要的社会批判激情。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坚持现实主义写作是艰难的，也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但是，宋清海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态度是清醒的、理性的。在他的理解中，现实主义就是要以批判的态度直面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就是近乎本能地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审视生活，就是贴近底层人的不幸和苦难，以同情的态度叙写他们的遭遇。而他的这部小说显然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这部厚重、沉郁的长篇小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宋清海的现实主义的精神立场和人道情怀。
一部有价值的作品，必然具有深刻的思想，必然蕴含着有价值的主题。《猿山》的主题重要而深刻：揭示权力对人的内心生活的巨大影响。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主题。罗素说：“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马尔克斯也说：“毫无疑问，权力是人类雄心及意志的最高表现。我真不明白，居然还有作家对于影响、有时甚至决定他们生活的现实的某种因素无动于衷。”是的，爱好权力是影响人类生活的重要的心理事实。而追求权力和争夺权力，则无疑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惨烈的现象。虽然权力因为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因而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主题，但是，它又是一个很难被理性而深入地探讨的主题：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学作品涉及权力问题，但大都止于恨恨的怨怼和刻薄的讽刺。宋清海显然试图自觉地摆脱“黑幕”小说的局限。他有自己的叙事焦点，那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人的精神体验和内心生活密切相关的情节事象上。
本来，权力是一种需要制约的消极的事物，但却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像可怕的幽灵一样，无所不到地徘徊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陷入无法理喻的迷狂状态，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无尽的苦难。正是这个幽灵，让我们没有信仰，只有崇拜。我们成了这个可怕幽灵的精神奴隶。我们无耻地追求权力，追求不到便卑贱地崇拜权力。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一个权力缺乏制约的前现代社会，权力意味着对于生存资源和声望资源的最大化占有。一个人，只要得到权力，就得到了一切，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追求权力，没有精神上的高尚目标，只有世俗意义上的功利动机，所谓“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吃穿之外，就是享受被人羡慕和吹捧的快乐。刘邦“威加海内”之后，为什么要归故乡？就是为了炫耀，就是为了满足庸俗的虚荣心———项羽的话说出了他们共同的心理：“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秀夜行，谁知之者？”权力就这样给我们带来虚假的满足感和自我价值感。由于普遍的麻木和无知，我们竟然看不到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相：作为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权力除了给无权的人们带来恐惧和伤害，最终也让那些有权力的人陷入不幸的境地，甚至让那些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难免道德上的彻底破产———他们因残暴、奸诈、卑鄙、无耻而留下了遗臭万年的坏名声。
在《猿山》里，有一个看不见却又无所不在的主宰性力量，那就是权力。它不仅给人们带来惶惶不安的恐惧，而且还影响了所有人物的生活，使生活显得混乱而荒诞。这一点，在第二十九章被叙写得淋漓尽致。在这一章里，选举小小的生产队长，成了一个大大的事件。本来，丁文广要上大学，只需“走个选举过场”，就让赵天安“万事大吉”地当队长。但是，丁文玉串通他的表哥“公社公安助理员唐大嘴”，在选举投票的时候，将赵天安当众带走，“去公社接受调查”。“公安”的介入，改变了形势：人们把票投给了丁文玉。道理很简单：既然被“公安”叫走，那就肯定有了倒霉事，也就肯定不能当队长了。当了队长的丁文玉，利用“要哨子”羞辱了丁文广，让后者体验到了“从没有体验过”的“愤怒和无奈”：“当哨子在街上响起的时候，文广的心被刀拉了一般。哨音在时间里划开一条界线，他在猿山的权力时间齐唰唰地被斩断，这是任何能工巧匠焊接不起来的。小人啊！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当了队长的丁文玉，不仅会充分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而且还会通过从形式上放弃权力而使自己远祸避害。因为“分地到户”是得罪人的事情，他就让尚老五代替自己当三天队长主持分地，尚老五拒绝当替罪羊，丁文玉笑着说道：“五叔，你可别小看这三天队长，这可是最后一任队长，久后人们忘了生产队是那一年散的，就有人会说：就是尚老五当三天队长那一年。五叔，这就是历史呀！你没见过大干部去世后，那一年干什么，是什么职务，都说得清清楚楚呢。”为了权力，丁文玉甚至连自己的父亲都算计，这让正直的文广“有些毛骨悚然。使他奇怪的是：文玉只念了三年级，哪来那么大的‘学问’？那权术心计竟像个官场老手。难道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猿山就是这‘风水’？连土都是有毒的，就生长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