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人性的证明
作者：刘伟林
在第一次见到杨帆时，正好阅读了她几篇小说，于是感觉有些话要对她说。我们的聊天从她的小说开始，问题是小说更多的是一个人内心的事情，所以她只谈到了她目前的生活状态。通过对她生活状态的了解，我似乎理解了她操作小说的方式。当时，我说到了她的中篇小说《人性的证明》，我说这是个大而无当的标题，并不能精准地表达出她那篇小说的旨意。她告诉我小说原来的标题叫《一路巴士》，我才有了豁然开朗的感受。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一路巴士》这个标题。虽然这对小说是个小的技术问题，但对于理解作品应该是有重要意义的。像我这样一个认为标题的旨趣与小说文本关系重大的人，倒着实让我有些忿愤。小说的标题与文本应是相互依赖，一篇非常优秀的小说倘若有个蹩足的标题，小说似乎有了瑕疵。又倘若一篇不怎么优秀的小说，有了一个好的标题，肯定能为整个文本增色不少。当然，这些对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来说是无关宏旨的。
其实，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追问后的结果是：1）杨帆知道那篇小说在她心中的分量（这亦是她指出的事实）。这是一个发生在巴士上的故事，巴士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公交车，因为公交车是流动的，所以故事也有了流动的指向，由此生出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际遇。我这样说还是没说明白，要说的是这是一篇有难度写作的小说，其空间与时间都已标明，那么在相对的时间与空间如何展开叙事就成了问题。2）《人性的证明》与《一路巴士》这两个标题，我不知道哪一个更是她心中的事实。
一个写作者从来都只能用作品来说话，杨帆无疑是江西具有较强写作潜质的文学新人，她的小说亦具有特殊审美的叙事，在人性的善良与美好，个体生命的体验上都有着尖锐而独特的审美思考，虽说其艺术内涵还不是十分地丰实，但露出的端倪令人可圈可点。从她已发表的《黑夜里的白衬衫》、《人性的证明》、《逃离中的女人》、《302女生宿舍》、《粉色》、《战事缠绵》等作品来看，创作整体的实绩明显，但仍受着某种制约，需更进一步的开拓。
在此，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用“人性的证明”这个词组，来阐述我对杨帆小说的阅读感受，我想在这个词大而无当的能指下说出她小说精细的一部分。从文体上说这个词组有一定的道理，又也许暗含了这样的用意：作者的目的十分地清楚，她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更多是在“人性的证明”中展开的，如果剔除了人性的证明，它肯定会遭到读者的忽略，那么小说文本的特殊意义就会被抽空。
在展开具体的叙事分析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对杨帆小说中的语言略作探讨，因为杨帆对现实的认识是建立在语言的自觉上。我个人认为在作家和他写作活动的纽带中，其联系密切的就是语言。而词语肯定是语言最基本的单元，也是最核心的部分。一个作家在写作之前对语言的选择是与生俱来的，他之所以选择了这样的词汇，而没有选择那样的词汇，在我看来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肯定与他的心灵有关，与他的经验，他的阅历与智慧有关，因为是词语直接激发了写作的欲望。而杨帆小说中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它是贴近于作家创作过程和心灵的词语，构成了写作活动中最为神秘的一部分。从杨帆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她是个对词语较敏感的人，词语对她而言，既是恩惠，亦是她叙事的策略。如果要硬从她的小说中找出贴近文本的关键词，我觉得应该是“无情地逼视真相的勇气”。
《黑夜中的白衬衫》这篇小说，我窃以为是杨帆个人目前写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它标志了杨帆对自己个人的超越。小说写得哀婉孤绝，精巧细腻，以第一人称讲述。“我”对刘慧的爱既自私又无奈，因为生活，刘慧被陷世俗生活的沼泽，作为旁观者的“我”，对刘慧的爱是游离的，从来都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明知道这样的爱是无望，是彻底的失败。刘慧是个乡下进城的女孩子，要想在城里立足，必得付出比常人数倍的代价。为了达到那种目的，刘慧先后有几场恋爱，本来从一开始，她的恋爱有个好的结局，但偏偏邵华东车祸，双腿残了，“刘慧可以爱得要死要活，但不会爱一个半死不活的人”。所以刘慧的爱烟尽灰灭，尽管这个人对她是如此地重要。接下来刘慧爱的是单位的科长，科长承诺给她调动工作，这同样是个诱饵，并且控制得很好。如同世俗的爱情菜单一样，刘慧怀了孕，科长煞费苦心地说服了她打胎。结果是科长老婆到单位的大闹，这样的爱情注定是要夭折的。而“我”却从不去劝阻刘慧，即便爱又怎样？“我”知道自己不可能给予刘慧想要的一切。难道只有当刘慧沉入进生活的底渊时，“我”才有爱的勇气么？这样的爱无疑是艰难的。“我拉亮灯给刘慧打电话，我要告诉她，我爱上了她，早就爱上了她。”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笨拙的爱情故事，但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对小说的文本游刃有余的把握。首先是叙述者的声音与作者的叙事声音严格地区分开来了，通常对这一写作智性是有很高要求的，如何用小说叙述者的声音区分开文本作者的叙事声音，成了小说是否成功的关键。如何经由反刍生活的能力，从经验的血肉中抽出反思的筋骨，而取代以抽象的说教，成了小说人物丰满的必需，不再是苍白、扁平的人物形象。这篇小说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爱情的价值被欲望疯狂消解的残酷景象。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沉疴中，《逃离中的女人》展现出了那些特殊人物内心的无奈与伤感，鄙夷与诡秘。这篇小说试图在这个没有爱情的时代揭示出一个女人为了真爱的绝望挣扎。朱槿之所以逃离，同样是因为无望的爱情，她逃离到一个比较闭塞的乡下。表面上看她的逃离成功了，而她内心波涛汹涌。朱槿同样陷入进了两个男人的纠缠中，一方面是自己的老公林苑，另一方面是曾经的同学最初的恋人。之间的取舍，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林苑对朱槿的爱是偏执、自私的，问题便出来了，对这样的爱朱槿不能忍受，它剥夺了她自由的空间，剥夺了她生活的权利，让她的生活呈现出面目全非的景象。小说在采取两条叙事线索上并不是很成功，一条线索是对一个小男孩阳关的叙述，一条线索是对朱槿生活史的叙述。相互间没个中心线索串连，而阳关只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道具出现的，与小说的文本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倒是对朱槿的叙述凸显了更为纷繁的生活场景，凸现了人物内心的力量。也许作者试图通过阳关的聚焦来表明真爱在这个时代的荒诞性，并想以此写出朱槿在真爱无望后的绝望和自毁，但朱槿最后对林苑发自内心的爱表现得不够丰饶，亦没什么说服力。这样的结局，说明作者没对此进行更加尖锐的思考，流于了世俗的表面，流于了生活的表层。从我个人内在的动机而言，如果自始至终都采取朱槿的视角叙述，在挖掘人物的内心上用力，小说肯定在人物与现实的对抗中，对世界的和解中要前进一步。另外对北山这个人物的塑造不是很成功，这个人物是完全可以存在于朱槿想像中的，在小说中出场一点也不重要，反而弄巧成拙。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全面否定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恰恰相反，杨帆在这篇小说中彰显的对小说的理解是我完全认同的。在朱槿逃离婚姻的过程中，体现了一种伤害与反伤害、欲望与阴谋的较量，同时也是人物内心的较量，有种惊心动魄的效果。作者有效地控制了叙事节奏，在精短的篇幅中给了我很多值得回味的内涵，朱槿内心精神的历程是在恐惧和无奈中作出的绝望的反抗。
当我总是习惯于从性别的角度对女性写作进行评价时，我这样的企图就很容易在杨帆的小说中遭遇到了挫折。当我对她的小说进行较为细致的艺术考察时（主要是指对小说的外部结构，语言的选择，叙述的流程等），我发现杨帆拒绝了小说的精雕细琢，呈现的是自然率真的写作姿态。她的小说是那样地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呈现了其所要表达的东西，呈现了其所呈现，表达急促，而忽视了小说的章法。但杨帆的小说至少呼应了当下生活中让我心生敬畏的某些场景，她直面现实，体现出了对现实表象的反抗，回避了对生活镜象的表层简单的复制。在创作的主体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不断地将叙事引向生活的背面，去叩问人性焦虑陷入绝境的突围。那些被日常生活所遮掩的潜在部位，是她笔触抵达的核心，在一种或者冷静、或者体恤的情怀中，重新审视着生活的真相，审视着现实无以言说的重重帷幕下种种的生存之痛。在《战事缠绵》中，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叙述，小说中既有“他”的叙述，也有“她”的叙述。这两种人物的叙述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故事的进程。他与她从一开始就离婚了，而在离婚的那天，“她”就后悔了。而两个人的离婚是在好得像一个人的状态下发生的，故事像是生活中的一个寓言，也许是生活的一个悖论。“他”觉得离婚的原因是“她”的变化，“她”觉得是“他”的变化。本来“她”只想证明一下互相间的谁是谁非，想赌一口气，心里想“他”开口挽留“她”，但“他”硬是一个字也没说，于是成功离婚。杨帆的这个故事讲得老套，一旦故事从一开始就是离婚，结果肯定是鸳梦重温。看到结果，我笑了起来，“他”与“她”又走到了一起，走到一起的原因缘于一封信，信是小说叙事中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道具，一点也不重要，正如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写到：“鬼知道是谁写的那两封信。”“她偎在他怀里有种融化了的感觉。她知道是他的毛衫太暖了。这份暖，如今真真切切地回到了她身上。以前，终日战火绵绵，才忽略了毛衫的温度。也许是先忽略了毛衫的温度，才用战火取暖吧。”这是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状态，它将一个女人对爱的憧憬与回归演绎得激动人心。当“她”对生活生出了屈辱和忍耐的感觉时，“她”无边的宽容就出来了，还原了自身生命的真切意愿，也正好证实了一个女人注定的内心脆弱的部位。因此，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作者为我们打开了人性中另一层特殊的景观，使得“她”隐秘的内心瞬间得到了释放，也使得文本的叙事达到了和解，是人性与温暖的和解，是心理底线和尊严底线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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