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南方土地的精灵
作者：李洪华
自五四时期鲁迅开拓乡土小说流派以来，乡土世界历来是小说创作的重镇。从鲁迅的“鲁镇”、废名的“竹林”、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到汪曾祺的“高邮湖”、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无论是“画出国人的灵魂”，还是“揭示民族的秘史”，百年中国文学进程中乡土文学的传统一脉相承。在当代文坛李伯勇可谓是一个执著乡土的耕耘者。他常常从“边缘”和“文化”的角度挖掘赣南乡土深处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态。在他看来，“边缘乡土大象无言地敞现着生命和精神的泉流”。{1}长篇新作《恍惚远行》是他继《轮回》、《寂寞欢爱》和《旷野黄花》之后向乡土深处掘进的又一力作。作者以“感时忧世的道德热情叙写了人在精神拔根状态下的善与恶、罪与罚，显示出作者高尚的乡愁痛苦和重建理想生活的强烈渴望”（李建军语）。而小说在艺术手段和结构方式上的创新同样标识了李伯勇小说创作的新高度。
一
乡土情结是李伯勇小说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精神缠绕。他执著地认为，“乡土永远是人类心灵的最佳栖息地”，“乡土蕴藏着一簇簇精神的圣火”。{2}《恍惚远行》是李伯勇向乡土精神深处的一次远行。作者以沉静的笔调透过严峻的乡村生存现实，揭示了乡村底层弱势群体的精神状态。主人公凌世烟在“文革”的环境中读书成长，英雄意识和“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模式成为他一切思想、行为的起点。“游荡”是凌世烟的主要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他期望在一次偶然的壮举中完成他的英雄期待，从而实现英雄的价值体认。他的焦灼来自于家运的不济和对英雄的期待。叔叔凌维宏是他心目中崇拜的英雄。但小说中凌维宏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过去的自我解构的英雄寓言。他的英雄形象是在一次阻止刘、田两姓的家族械斗中偶然树立的。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的所谓英雄行为的初衷却是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张吉红。而地主的小老婆张吉红后来不但让他遭到被清退出公安队伍的命运，而且最终抛弃了他，重又回到前夫刘天树身边。“想通过征服女人显示自己力量”的凌维宏最终在一次又一次的溃败中解构了自己的英雄形象，他不但被乡邻戏弄和嘲笑，连他聊以自慰的儿子也是别人的种，他最后凄凉地死在老鸦坳山腰上。崇拜叔叔的凌世烟对自我的英雄期待注定要走向虚无。他希望像叔叔那样在一次偶然的壮举中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为此他始终游荡在“路上”（包括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姐姐石榴的强奸事件成为他实施英雄壮举的一个契机。凌世烟对强奸姐姐的赖学东锲而不舍地“追击”，不止是为姐姐报仇，更是为了完成他的英雄期待。但是乡里“为了不影响官溪形象干扰招商引资战略，采取低调处理，让这件事自生自灭”。凌世烟在对英雄的幻想和焦虑中变成了精神病患者，最后被人绑在树上打死，从而走向了生命的终结。但具有魔幻意味的是，凌世烟的灵魂仍然在死后继续承担着叙事者的使命。而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石羊因性无能而杀妻的悲剧更凸显了乡村弱势群体渐被遗忘的贫弱的精神世界和艰窘的生存状态。
二
九十年代以来，李伯勇的《轮回》、《旷野黄花》、《寂寞欢爱》等几部长篇小说主要关注的是非现实生活题材。《轮回》以深沉的思考和激越的情感关注着乡土的历史和家族的轮回。《寂寞欢爱》则把目光投向一个乡土的边缘地带———箬子嶂，展示了许氏家族九代人的生活变迁，描写了几个边缘乡土女性殊异的情感生活。李伯勇在表现家族命运和人物的心理上有着独到的深刻与细腻。而《恍惚远行》则是他“第一次以现实乡土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3}。作者在关注乡村弱势群体贫弱的精神世界和艰窘的生存状态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实现对贫弱和艰窘的超越。小说中的凌维森和刘天树是“民间草根形态”的两种类型。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传统文化中积淀深厚的“仁义”和民间生存的坚韧。在县城读过小学中学的凌维森不同于一般的乡村知识分子，他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弟弟凌维宏，自己回到老鸦坳接过父母的担子，“好像从未离开过家的山民，他的衣食住行和劳作跟本村人没有两样”。但是对观音冲伐木事件后果的默默承担、对所谓“反革命分子”朋友梁明渊的保护以及承包荒山养牛等一系列事件无不体现出凌维森对贫弱和艰窘生存现实的坚韧和超越。凌维森是作为有着独立精神和坚韧品质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
刘天树则是作为江湖义士的形象成为另一类乡土乡村英雄的代表。他闯荡江湖却不恋江湖，以家为根，凡上门求他的，即使是杀人犯，他也敢收留。在外在场合，他总要显示自己的豪杰气。林冠如的投奔、张吉红的归附以及他对凌维宏夺妻之恨的宽容和洒脱，都无不流露出江湖义士的豪爽和道义。作者主要是通过英雄美人的传统叙事方式来完成对人物的塑造的。李伯勇说，风风雨雨但不失温馨的乡土生活决定了他日后反复掘进乡土的姿态和方式，使他更坚信乡土中蕴藏着一簇簇精神的圣火{4}。这一执著的乡土情结使其小说在挖掘乡土生存真实尤其是精神真实上表现出厚重感，但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和时代发展的高度来艺术概括，作者仍然过分局限于他自己熟悉和喜爱的世界和人物，在与大时代的衔接上略显不足。外出创业的凌世焕，回乡办厂的赖学东本是可以把老鸦坳和外界联系起来的纽结，但由于作者缺乏把握外部世界的生活经验，而使得这两个人物形象有些模糊和单薄。
三
《恍惚远行》不止是在以沉静的笔调透过严峻的乡村生存现实，揭示乡村底层弱势群
体的精神状态上显示出它的纵深和厚重，而且在艺术手段和结构方式上的创新同样标识了李伯勇小说创作的新高度。
韦勒克·沃伦在其著名的《文学理论》中指出：在一部成功的诗或小说中，材料和形式是被审美目的这一原动力吸引在一起从而组成的复调式的结构的{5}。独特的视角和复调的结构正是《恍惚远行》在艺术上最引人注目之处。小说中作者别出心裁地使用了两个视角，一是用第一人称“我”（文中的“自家自己”）来讲述，同时又用第三人称“他”（文中的“别处别人”）来叙写。第一人称视角采取的是“独语体”，“我”即主人公凌世烟，一个渴望成为英雄的精神病患者的自言自语。“独语”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创作主体的艺术想像空间，深入人物的灵魂深处，捕捉最微妙的难以言传感觉、情绪、心理和意识。李伯勇说：“在写凌世烟越来越按他的方式走向生命末日时，我突然感到，从乡土过来的人身上都有凌世烟的浓重影子，即是说凌世烟就是我，我就是凌世烟。”{6}正是“独语”这一文体真切细微地展现了凌世烟敏感、多疑、幽闭、虚幻的精神病变过程。而另一方面“别处别人”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对复杂而严峻的乡村生活作全景式地展现。从普通农妇、民间义士到乡村基层干部和商界不法之徒，作者塑造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乡土人物。不同的声音和意识在文本中组成了真正的复调，人物之间、人物和作者之间构成了平等的对话关系，从不同的向度深化了小说复杂的主题意蕴。
“一部文学作品的‘材料’，在一个层次上是语言，在另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行为经验，在又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思想和态度。”{7}李伯勇的小说创作扎根于乡土，又超越乡土，其深沉而激越的语言既流贯着丰沛的生命激情又积淀着深厚的思想力量，是诗性和理性的融合。小说中关于凌维森与草岭和牛的描写是最富诗意的篇章。经历了观音冲事件之后，凌维森走进了大山，与牛为伴，把生命归于自然。“空旷的草岭敞现在面前”，“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维系”，“它们没有大喜大悲，顺着生命的节拍，由着生命的推动，踏上生命的新途。”李伯勇让其笔下的人物以诗意的栖居超越了生存的困窘。“李伯勇的小说命意独特，思考深邃，风格坚韧而沉静，富于文化的底蕴，他力图写出南方土地的精灵。”{8}从1995年的《轮回》开始探寻，1997年的《旷野黄花》明确了方向，2000年的《寂寞欢爱》有了自觉，2003年的《恍惚远行》更是充满了自信{9}。李伯勇的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体。
注释：
{1}李伯勇：《激荡的边缘之旅》，《寂寞欢爱·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4}李伯勇：《向着乡土———生活掘进》，载《创作评谭》，2002年3月号
{3}{6}{9}李伯勇：《恍惚远行·后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
{5}{7}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
{8}雷达：《南方土地的精灵———序〈轮回〉》，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