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重读顾城
作者：梁 弓
一
朦胧派诸诗人中，顾城年龄最小，估计也是最先写诗的。1964年，文革尚未开始，八岁的顾城就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杨树》：
我失去了一只臂膀
就睁开了一只眼睛
诗尚显得有些幼稚，但很有灵气，表现了诗人非同一般的才华。看到杨树“失去了一只臂膀”，也许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受到了伤害，但诗人却别出心裁地从伤疤的形状联想到“睁开了一只眼睛”。眼睛是了解世界的窗口，是心灵所在，顾城提及它，表明了对了解未知世界的一种渴望。
在其后的诗篇中，眼睛、光明之类的意象反复出现：“这是一个美丽的晨景/到处都悬着露水/像无数儿童的眼睛”（1968年《晨和塔》）；“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1981年《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汽车射出两道灯光/把黑暗的公路/变成光明的走廊”（1969年《夜行》）；“大地黑暗又平静/只剩下一串路灯”（1972年《夜归》）。这些都真实地反映了诗人的心理。
诗人渴望了解世界，然而世界却有意和他捉迷藏，不给他机会，让他感到迷惘。在短诗《小巷》中，诗人就表达了他的这种迷惘。
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
应该说，诗歌的语言非常简单，很容易读懂，但其中蕴含的意义却很深刻。“小巷”，“又弯又长”，“钥匙”，“厚厚的墙”，这些意象分别意味着什么？通过反复的阅读揣摩，我们的头脑中一定会闪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条弯曲深长的小巷，周围是厚厚的高墙，一个无助的孩子缓缓拖动脚步，持把旧钥匙茫然地敲打着墙壁。一把旧钥匙，找得到开启墙壁之门吗？孩子脸上的沮丧和迷惘是可以想像的。在这里，顾城借助一个孩子的形象，表达了自己与现实的不可融合。
我还想强调的是，门和窗以及墙的意象在顾城的生活和诗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墙壁把人与人隔绝开来，而门和窗则可以把人和世界联系在一起，摆脱束缚，取得自由。顾城说，我把门和窗开得很大很大，“为了下一代比我们更高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大、更洁净的窗子。”可以肯定地说，顾城有多么渴望门和窗，他就有多么渴望了解，多么渴望自由。但是，当了解和渴望无法实现时，顾城就产生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意念———
“我曾经有过堂·吉诃德式的意念。堂·吉诃德式的意念就是想入非非，生活在自己预想的故事里面。”
二
早期的顾城，也曾写过一些社会批判意识较强的诗歌，比如《蛇》：“昨天/像黑色的蛇/盘在角落/它活着/是那样冷/死了，更不会热/它曾在/许多人的心上/缓缓爬过/留下了青苔/涂去了血色/现在/它死了/压在一座/报纸的山下/难以捉摸/无数铅字/像蚂蚁般聚会/讨论着/怎样预防它复活”。
诗中，顾城把刚刚结束的“昨天”比喻成一条冰冷的黑蛇，表达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情感。然而很快地，顾城就离开了关注社会现实的视点，而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感受世界，最终企图脱离它而活在一个幻想的、不被人打扰的自我世界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顾城戴着帽子。
关于顾城的帽子，曾经引起过很多人的注意。陈若曦曾在文章中说：“顾城依然戴着那顶牛仔布做的，‘使人想到那是一节裤腿’的烟囱形帽子”；叶宋曼英也说：“初见面时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一天到晚都戴着的一顶帽子，高高的一个圈圈，总不脱下来”；关愚谦说：“顾城穿着一件俄式衬衫，头上戴着一顶白纸做的高帽子，很像出殡的孝子戴的那种丧帽，给人一种很不吉利的印象……”；“甚至有位楚客先生，特别留意了顾城的帽子，说他是表演，是哗众取宠。”
关于帽子，顾城在和张穗子的对话中也提到了。
“张：1987年你来明斯特参加国际诗歌节。当时，你只在个人的卧室里戴这顶自己做的帽子，在公共场合中，你从不戴它。为什么你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戴着这样的帽子？”
“顾：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不敢公开戴这样的帽子。只有一次，我戴着这样的帽子上街，引得满街的女孩子都对我笑，使我很得意。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从以上言论，我读出了两点，其一是戴帽子有种安全感，其二可以把自己和别人分离开来。其实这两点是统一的，把自己和别人分离开来，顾城也就得到了安全感。顾城特别害怕受到伤害，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顾城自幼怕见任何打的场面，更不要说杀了，他的胆子是很小的：小时候电影上一放打仗，他就禁不住要跑掉，直到不打了才回来”。
此时的顾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社会，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生活在自然和孩子中间。顾城本身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舒婷曾称他为“童话诗人”———“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兰的草”。这非常符合顾城的性格。而在另外一首诗中，顾城明确指出：“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1981年《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个任性的孩子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也可以不做任何不想做的事，当然包括不和外界接触。这是谁都希望的。然而需要说明一点，任性往往和狂妄只差一步，所以顾城是非常危险的。
三
那些容易打开的罐子／里边有光／内壁有光的痕迹／忽明忽暗的走廊／有人披着头发
初读《狼群》这首诗，我着实非常吃惊，以为并非出自顾城之手。顾城先前的诗虽然蕴义深刻，意境深远，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毕竟文字上看起来还很简单。而诗作《狼群》，虽然每个字都不生僻，但我们却很难与真正的“狼群”联系起来。诗中甚至未提任何与狼群有关的字眼。看到狼群，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感觉？是不是“一些容易打开的罐子，内壁有光的痕迹”？或是“昏暗的走廊里，有人披着头发”？我想是吧。看到狼群，我们的确可能会产生这种感觉。这也就是说，顾城此时不仅抛弃了社会，也抛弃了自我生活，完全活在一种感觉中。而感觉，绝对是属于个人的，谁也无法介入。这时的顾城，可以说是彻底自由了。
《狼群》写于1983年。同时期还有许多类似的作品：“我喜欢一根投出的长矛/一棵树上的十万片叶子/大地密集的军队/他们在狭长的路上露出脸来/沉甸甸地晃动着鸟巢的旗帜/这就是生命失败的微妙之处”（《自然》）；“泉水的台阶/铁链上轻轻走过森林之马/我所有的花，都从梦里出来/我的火焰/大海的青色/晴空中最强的兵/我所有的梦，都从水里出来/一节节阳光的铁链/木盒带来的空气/鱼和鸟的姿势/我低声说了声你的名字”（《来源》）；“灵魂中有一个孤寂的住所/在那里他注视着山下的暖风/他注意鲜艳的亲吻/像花朵一样摇动/像花朵一样想摆脱蜜里的昆虫/他注意到另一种脱落的叶子/到处爬着，被风吹着/随随便便露出干燥的内脏”（《灵魂中有一个孤寂的住所》）。
《硬币中的女王》这首诗，同样堪称顾城本时期的代表作：
她一直严肃地坐在大海中央／被风捉住手指／她不能随她的船儿去远航／她被一个小小的咒语所禁锢／一个数字般卷曲的舌头／她只身守护着亚丁湾精细的海浪／她一直在想／那个爱她的人正在砍一棵杨树／树被抬进船场，鸟大声地叫着／手枪响着／酒柜上的梦叮叮当当／有人当场输给了死亡
关于《硬币中的女王》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据我的猜测，可能是顾城看到一个硬币中的女王，即刻想到了这首诗。对于诗的意义，我想并不是首要的，关键是它给了诗人一个发挥想像的空间，这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从文字上看，这首诗也很有吸引力，尤其是后面几句：“她一直在想/那个爱她的人正在砍一棵杨树/树被抬进船场，鸟大声地叫着/手枪响着/酒柜上的梦叮叮当当/有人当场输给了死亡”，语言生动形象，充满想像力，把顾城的创作推到了顶点。
顾城写过不少优秀之作，但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都很成功。到了1990年代，顾城的影响大不如前。关于这一点关愚谦也曾提到过：“这些有血、有肉、有激情的年轻人，出来几年，正逐渐失去了过去的光芒，在他们身上笼罩着一层很难看见的阴影，随着日月的替换而扩大。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失去了读者对你的回声，失去了家乡水土对你的滋润，当你来到异乡，你没有语言，没有着落，没有生活的源泉，你的作品就很难放出异彩来。”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作品。以下摘录的部分诗篇是顾城1990年前后创作的：“二车把住家专住/小泡又把民民专住/民民兄弟又把住家专住/后来有个姓冯的/把大丑专住/喂他吃了萝卜/流了眼泪”（《村里的事》）；“小韭菜馆里/放好座位/人来了没有/看好了没有/丢东西没有/回去看看/人都没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还要瞅”（《诗经》）；“他在前面站着/领子发红/你必须行礼/你必须笑/你担心你太好看/你可怕极了/笑的/上次不是这样/已巳已巳/已巳已巳”（《扫描4、5》）。应当说，这些诗歌更具有自我性，但诗人试图通过这种跳跃的方式说明什么？说明想像力丰富吗？我想很难让人看出来，只觉得是在玩智力游戏，或者说是文学游戏。走到这一步，作为一个诗人，顾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顾城选择自杀，这个结局具有偶然性，但也绝非仅仅出于偶然。他这样一个人，如此选择，只是迟早的事。“顾城是精神的人”，“顾城的死是某种精神绝境的死”。随着时间的流逝，顾城也许会渐渐为人们所遗忘，但至少那首曾经产生过巨大反响的传世之作是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