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路上的人群
作者：李晓君
李晓君，男，1972年生，江西莲花县人，现居南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散文》、《山花》、《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青年文学》等刊。现供职于江西省作协。
路上的人群，有着同样骄傲的心房和善良的愿望，但比那些固定在某片闲适、优裕风景的人，显得更卑微、坚韧和隐忍。我常在路上观察那些同样迁徙在路上的人们，能够轻易地闻见他们身上不同于常人的气味。对于环境的依赖和惰性，恐怕是人的天性使然，除非是浪漫主义的行为艺术者，脑子里总是充满着“在路上”的狂热细胞，对异地、流浪的渴望甚于生命和钱币。极少有人不愿意舒适地呆在某地，而热衷于做自己身体勤勉的搬运工。但事实上，大量的人是在路上移动着，迈着他们并不轻快的脚步，不是出于浪漫，而是因为生活。
因为生活还存在着种种的不尽如意、艰辛、贫困和压抑，许多人还是期待着通过对远方的投奔，来改写自己的境况。这种对前程未卜的生活的热切期待，远远超出了知识分子对所谓的未知探寻的兴趣。这是很显然的。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凸显了“生活”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富有者来说，诱惑来自于成倍数增长的欲望，而对于一个穷困者，那是因为要时时面对更为艰难、残酷的现实的砥砺。对于我们这种端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桌前的公职人员来说，我们总是乐观地看待了自己的生活，盘算着每日的收成，心满意足地俯瞰着大街上忙乱的世界，在片刻间获得了一种君临般的优越感，看不到我们生活里的危机和病诟。
2004年我在经历着一场内心的恐慌和忧郁。其实生活平稳而自足，并无紊乱的迹象。正是这种看似安逸的生活，在吞噬着内心的敏感、柔软和善良。已经多少次了，我路过城市大街的地下道口，对灰发蓬乱、衣衫褴褛者伸出的青筋密布、黝黑瘦削的手，视而不见；当女儿回望着这丑陋的乞儿，我却用手掌将女儿的脸别过去。在生活中，我的心已变得坚硬和麻木。
我已经习惯了对面的脸孔，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学会了忍受、虚伪和息事宁人。然而，我还是感受到了内心的不安和困惑。那些路上的人们的脸庞，像夜梦中自我涌现的花朵，让我重新看待了自己的内心和生活。
在这个种满樟树的南方城市的车站，每年春运期间，大量的农民工迟滞在车站广场，像黑压压的来自田野的麻雀，他们拥挤在一起，以与广场之外的人区别开来。离开熟悉的田野，出现在城市的车站，显然使他们内心的自信和活泼受到极大损伤，他们用犹疑的目光扫过离车站不远喧哗的闹市，即便他们的目标是更远更大的城市，但在这个小城，他们还是诚惶诚恐地接受车站管理人员的斥责，对一切逆来顺受，俯首贴耳。当终于可以站起身来，随长长的人流移进候车室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是惊喜和惊恐相互交织的复杂表情。远处的生活充满着诱惑，但更多的是风险，像命运一样无从把握。假使可以的话，他们倒情愿永久地蹲在这广场。
我通常是在电视屏幕上目睹到这一切，并产生以上感同身受般的悲悯。但这种仿佛相隔多年的生活其实离我并不久远。在更为年轻的过去，我曾经多次尝试过只身流浪远方的浪漫。也一次次出现在城市拥挤的车站广场，举足无措，惊慌恐惧，尽管在今天看起来，这样一种举动，其实更多的蕴含着一种青春的冲动和背叛，甚至看起来不乏高贵、忤逆的意味。但我那时却深为自己感到悲悯，睡在硬座的车厢底下，自己其实就是最彻底的贫困者，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与那些扛着铺卷和蛇皮袋的农民有丝毫的区别。我同样看不到生活的前景和希望，只是盲目地、没有方向地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奔走。年轻的时候惟一的指望似乎就是出卖自己的体力和年轻，除此没有别的想法。生活就是在残酷的、没有任何审美可言的最底层打拼、出汗。为此，我有时深为自己现在坐在书桌前作标准的文人忧思状而惊愕。其实我现今的生活与真正艰难的农民的生活迥然相异，我现在的思想恐怕也很难与一个农民的思想真正地贴近在一起。我想，又有多少知识分子，他们的不安和感动的源泉来自于生活底层的人们?
有多少人，注意到路上的人群的脸庞?或者说，他们了解真正的“生活”的折难、挣扎、承受?了解生活的咸苦汗粒、青灯白发、无告愤懑?当他端着一杯新鲜的牛奶，目光停留于晨报上的绯闻艳事、国际风云的时候，他们是否意识到在他们身边的另一种“生活”的存在?这种生活不必在争先恐后、追名逐利的绚烂舞台，不必在远在大西洋彼岸“终极关怀”的另一端，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像影子映衬着阳光的灿烂一样，它的寒凉苦涩、晦暗无声，反衬着我们生活的温暖惬意、热闹喧哗。对于更多的沉默着生活的人们来说，我们的言说是否功利、矫情、无效?
我单位的院子里，住着一个瘦高、瘸腿的老头，据说是北方人，参加过抗日战争，与他生活在一起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一个在上小学三年级，一个上小学一年级。他们常常和我的女儿在院子里追逐打闹，看起来是那么的快活。这个老头，我在大街上看到他的次数比在院子里多，因为他每日早早地背着一个白色塑料泡沫箱子，在广场旁边的万达商场前卖冰棍。我经常在这里看到他，以至于常常产生将他当成路人的错觉。难保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这个常年被樟树荫蔽的南方城市，在心里永远是个异乡。他用每日菲薄的所得抚养两个孩子，而他们的父母我从来没有见过。偶尔，当我和妻儿晚餐后，准备出门散步，看到他从外面一瘸一拐地进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片青菜、一个萝卜、还有二三两肥瘦相杂的猪肉———因为这个时候市场的菜蔬是最便宜的。他身上永远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被汗碱浸渍得斑斑点点的长袖衬衣(有几次，我看到衬衣的胸口上还别着一枚像章)。除了有时与门卫老张聊天，我没有见他与任何人说话，至于他为什么住在这个省直机关大院里，则是我一直没有弄清的。
我想他之所以在这里总有他的理由。他看起来并不谦卑，高大瘦削的身影出现在院子里的时候，往往目光带着一种俯视的角度，但他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以至于我常常产生另一个疑惑，就他每日所得如何付得起两个孩子昂贵的学费，如何维持生计?
当我一直把他当成路人的时候，机关里其他的人是不是怀着相同的想法?其实门卫老张也是这个城市的路人，因为他是临时聘请来的，随时可能因为一个差错被单位扫地出门。
而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那么多年，我路过不少城市，或短或长地居住停留，起初是年轻的冲动和浪漫，后来则是生活的追逐和推搡。我们生活里很多的人与我一样，表面上养尊处优、风雨无侵，内心里其实危机四伏、病诟暗生，不过我们假装视而不见，竭力维护着这并不牢靠的“尊贵”，在自欺欺人和冷漠麻木的苟且中越行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