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被一朵花拖累，开着
作者：范晓波
许多年里，我的写作是一条没有方向的河流。没有以大师趣味为参照的归宿，甚至没有想清楚，我究竟想成为小说家还是诗人或散文家。小说是我对文学的初恋，十六岁时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一篇千字小说。我高中毕业时已经发表了六七篇东西，其中只有两篇可以算作散文。混迹于上饶师专的那三年，我继续写作发表了一批小说，还被东北一家刊物当作小小说新人授奖并在封三登过照片。如果不是最后一年出于爱情的需要操练了一段时间诗歌，遏止了欧·享利式的虚构热情，我险些变成一名小小说作家。
那三年我基本上没有写过散文，后来整理样报找到过两篇，矫情得令人发指(其中一篇居然是用准文言文写成的)，加上发表时被报纸的编辑老师拨高了抒情的音高，我几乎不认识这两个属于我的孩子。
直到二十岁，我写作的动机还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发表点叫作文学作品的东西，就像同一时期我还不断地抱着吉他在女生宿舍附近的草地上卖弄歌喉，在一些级别不高的校园画展上展示自己的水粉和油画。当然，对于一个身体意识强烈的青春期男生，这样的浅薄是必须和有益的。多少年来，高校里每年都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自杀事件，我极能理解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内心黑暗的深度。
在我个人的写作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篇作品是1991年发表在《江西青年报》“春泥”副刊上的《孤独小木屋》。这是我的第一篇自觉的写作。由于得罪了系书记，我被分配到离县城150多里的一所中学。一段烧得通红的铁突然被抛到冰冷的水里，《孤独小木屋》就是火与水相遇时发出的呲啦的喊疼声。第二声是《把耳朵交给音乐：多好!》同样发表在副刊头条的位置上。在1991年，喊一已之疼没有社会意义的散文是不健康的，当然也不会被发表。所以当这两个稿子被隆重推出时，我收到了许多朋友的来信和鼓励。他们不说文章写得多好，只是说自己受到了怎样的感动和鼓励。
说出自己的寒冷，也许就是给别人的心口送去了炭火。
从十余年后的视角来看，这两篇东西当然算不得有质量的散文，但我此后的写作，都可以说是这两条河流的中下游地区——忽略文坛的主流价值系统，忽略陈腐的旧文人趣味，直接听命于心跳的召唤。从一个胸口出发，到达更多的胸口。
1998年我到《涉世之初》做编辑后，我找到了帮助我确认自己写作趣味的编辑。此时她早已跳槽到香港一家媒体驻赣办事处，一手写新闻，一手抓经营。她游刃于时代的熟练程度和对文学的漠然姿态令我吃惊不小。然而事后我又觉得正因为如此，她才可能在许多年前肯定并推广了我的渺小的个人的孤独。一个有着文学素养却不热衷此道的人往往比行内人更少有文学观念上的成见与偏见。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发现是，中国目前办得最好的几本文学期刊都不是作家编出来的，而作家们因为自恋的缘故还不习惯于向职业编辑表达敬意。
回到县城后，我继续在孤独小木屋周围垦荒种地。这段时间，《中国青年》“文学新星系”专栏、《中国妇女报》(当时这些报刊都有文学专版)和《散文选刊》陆续接纳了我那种用心跳唤醒心跳、用火点燃火式的散文。虽然由于懒惰(那时我是职业恋爱选手，平均两个月只有一个夜晚能呆在家里写作)，作品数量比我交过的女朋友还少，但它们给我带来的好处是大大的。首先是在精神层面释放了青春期无所事事的焦虑；同时进一步加深了“这小子还有点才华”的自我暗示，对于一个不甘心生活在县城却又必须暂时把躯壳寄存在那里的青年，自大是惟一的救命稻草；另外我还收获了一些很具体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情书。
我写过不少小说和诗歌，没有人给我写情书，我写了才几篇散文，爱情就来敲我的门。其中的一封信，由于写信者的容貌和美德比我的赞美还美，对我的人生影响至今。那是1993年。1993年我写了《一生的朝圣》——一篇张承志式的理想主义者的战斗檄文，混合着独身主义的顽强自恋和对终极意义逼问的灼痛。它发表在报纸上时，不小心起到了征婚广告的作用。在我的自荐下它被1994年第11期《散文选刊》转载；1999年，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它被余杰和摩罗编选的《少年美文》“中国当代作家卷”选载。
许多年后，一位著名评论家对一个青年散文家谈到我的散文时说：他是在书写自己的青春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准确地说出我的写作野心。朋友向我转告这句话我沉默了许久。感动。伤感。欣慰。我说不出自己的心情，只是从此在心理上更加亲近了这位师长。
二十多岁时，我有一个愿望，如果以后没有耐心写很大的小说，就写下一本散文献给爱我的人。它不一定要承担与文学成就有关的任务，当然也绝对不能容忍技术层面的平庸。它不能为了结构的需要而对生活资源进行虚构处理(虚构是我最不能忍受的散文写作手段，因为它逃避了散文写作最大的瓶颈；而真实正是散文确立文体身份的最基本特征)，而必须最真诚地去开掘和记录生命内部的阳光与黑暗。当年我去给中学的文学社讲座时总结了许多写作宣言，现在只记得一句：“从黑暗里提炼光”。
当时我相信文字可以保留一个非肉身的自己以奉献给未来。我受了海子等人的毒害，总以为自己不应该活到二十五岁，所以每篇作品都似乎是坐在自己的墓碑前回忆前生，以至写作对生活也起到了暗示作用，写作和生活形成了互相补充互相修改的互文关系。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96年的上饶和1998年的南昌。我在稿纸和城市的街道上交替书写青春的历史。当然，二者通常不能势均力敌，更多的时候，我把街道上的写作看得比稿纸上的更重要。那段时间，我着迷于在全国各地游走，对远方这个词汇的虚无内涵有着病态的探索热情。我常常幻想能够在每个自己喜欢的城市和乡村各居住四五年，与每个地方的姑娘都十分认真地恋爱，老了就回到老家鄱阳，每天坐在门前的码头和朋友一起怀旧，像草原上的马那样动不动被风和往事打湿双眼。
迄今为止对我的写作影响最大的事件是， 2000年，我忽然结婚了。我在许多文章里解释了一个独身主义者的这个巨大转变。有意思的是，这个世俗生活事件对我的世俗生活本身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是很大，我没有因此就变得成熟和失去深夜外出的自由；但是我的散文写作却因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十出头时，我的散文里充满了对世俗情趣的轻蔑，所有的写作似乎都是为了告诉人家我是不小心才来到人间的，所以必须远离人群，必须用孤独把自己打扮得不俗。至于我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在“尘世”的日子，则无从交代。结婚以后，要对某个人负责的心态使我开始在文章里探索这个问题。尤其是当我成为范欲歌小姐的父亲后，我几乎变成了二十岁时自己最唾弃的那种人：贪生怕死，害怕一个人出远门的孤单，渴望激情却割舍不下家里的温情。我不再在文章里引用尼采、舒伯特等疯子的口号以便让人家觉得我很伟大，而热衷于对庸常生活中种种美好情怀的发现、积累和描绘。新的野心也因此产生：我要留给未来的这本书，除了要记录青春(我觉得一个心怀爱情的人就是到了七十岁也还是青春的)，它的另一个任务是，完成一个卑微灵魂的生存美学的全景图。我的写作从解构传统转向建构新的传统，试图用全部散文文本构成一种独特而自足的美学生态。
2000年，《青年文学》和《人民文学》先后推出我的建构和阐释俗世生存美学的散文：《颤抖》、《悲伤的小号》、《有吉他的傍晚》、《刀锋是一条路》等等。2001年以后，《散文》、《散文海外版》等一些专业散文刊物出于对陡然发生的散文变革的呼应，大力推举所谓的新散文和后散文。虽然这种更多只是在形式上与老散文划清界线的革新总让我想起一句小品台词：你以为你脱了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我仍为自己也被挟裹进这次浪潮而感到幸运。我想，脱下了马甲，就该离脱下人格面具不远了。由于受到了这些刊物较多版面的关注，虽然同期也发表了一些小说，我还是很轻易地被媒体定位成了散文作家，并且非常荣幸地获得了《江西日报》赐予的散文骑士的称号。这是我最初写作时所没有想到的。
2003年出于对职业写作的长远规划，我曾想暂时放下散文写一点小说。但是非常不幸，一个长篇写了一万多字写不下去了，甚至一个原拟写 8000字的短篇写了5000字却再没有兴趣多写一个字，而这5000字也几乎写了半年，比蚂蚁的爬行速度还慢。
电脑上存下的那140多篇青春史的预制件使我误以为，我真的可以在某一天把它们剪辑拼装成一个拷贝，它能让后来者放映拷贝时，看到大地上存在过的众多诗意栖居方式中的一种。我继续被这样的心愿诱惑着，在城市和稿纸上保持盛开的热情。
2002年春天我客居广东，每天被异质而强大的公司文化压迫得几近崩溃。一天无意买了一盆指甲花，没想过要养它，想欣赏几天就让它枯死算了。可是每次只要给它一点水，它就立即苏醒过了，令我不忍漠视它的开放。后来每次出差回来每一件事就是扑向阳台给它浇水。我就是这样，被它牵挂着，熬过了那段灵魂分裂的时光。当时想写个《被一朵花拖累，开着》以示谢意，又觉得这样的标题太矫情太修辞化，写了个开头就放弃了。现在觉得它也许很适合形容我和某种写作理想的关系。这个理想不仅把我变成了散文骑士，还深刻地影响到我对目前这种平凡生活的积极态度。
那么就是它了——被一朵花拖累，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