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论杨剑敏小说的现代主义风格

作者:王 娟





  作为用浯言文字传达人们对世界认识的艺术形式,小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优势源于其虚构性。它能虚拟各种故事环境,描写各种人物际遇,刻画各种人物性格,从而整体上传达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在小说者笔下,既可以有现实主义的高度贴近现实、遵从现实的写法,也可以有现代主义的不拘泥现实、超现实的展现。新时期以来,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不少作家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外,尝试着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从而展现了小说创作别样的魅力。青年作家杨剑敏的短篇小说创作便以迥异于他人的浓烈的现代主义色彩引人注目。他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在现代主义主题深度的开掘还是在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方面都有着独具一格的特色,可以说他以深刻的思考和新颖的形式完成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独立探索,开创了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另一种可能性。
  
  一
  
  首先,杨剑敏的小说具有鲜明而一致的现代主义风格。他的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现代思考,现代主义主题在他的小说中是作为作者对生活的一种基本体认而表现的。他从自身的哲理感悟和心理体验出发思考个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思考入作为社会存在的意义,并在作品中作集中的表达。而他对存在的探究与思考恰与西方现代哲学理论不谋而合,成为其小说现代性的突出表现。因此,在杨剑敏的小说中,现代性不是小说之外的一件时髦的外衣,而是内化于其中的一种浓烈的色彩。
  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学思潮的狂热一度使现代主义创作走向简单的模仿和理论的演绎。不少人在进行现代主义创作时,生吞活剥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忙于给小说贴上各种各样流行的理论标签而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使小说成为现代主义各种理论走秀的舞台,缺乏自身应有的活力与内涵。而杨剑敏的小说避免了这些局限,他的独立性思考和表达保证其主题表现的统一性风格,并使得这种风格成为内容的有机表现。在他的小说中有故事,有荒诞的传奇,但他不是为故事而故事,为传奇而传奇,在虚构的荒诞情节之外更多的却是人生思索和生命的感悟,以及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现代主义存在意念。
  杨剑敏的小说题材涉及较广。其所述时代各异: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代的,还有时代不明的虚拟时空。所写人物也各异:既有古代的王公贵族,走卒戊士,江湖剑客等各色人等,又有现代的画家,演员,—电机滑翔员,办公一族等各种职业者。然而杨剑敏笔下这众多人物与故事都呈现一种整体上的荒诞风貌,各种人物的存在都有着一定的荒诞性,不是处境的荒诞就是自身本身的荒诞。这种荒诞性不是着重于虚拟、虚幻、荒唐与怪诞,而是着重于其悲剧性厄运与处境。这种荒诞性不是源自一种喜剧效果的营造,而是源自对人类自身存在的思考与认识中所产生的悲剧感。就个人际遇中的荒诞而言,也许还是某种因缘巧合的结果,而各篇小说中人物与故事不约而同的荒诞色彩却传达出作者内心深处对存在的荒诞性的体味。
  这种荒诞性的体味其实是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本质意义的认识,它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认识相似。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一个主要观点为“存在既荒诞”。这一表述意味着个人的存在同所处的环境是相敌对的,每个人都是孤独地被扔到这个陌生而危险的世界,被不可知、无理性、无规律的力量所限制、所逼迫。世界是荒诞的,人的存在也是荒诞的。这种“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萨特语)的观点在杨剑敏的小说中多有表现。而存在主义在“存在即荒诞”之外也提出“存在即自由”的观点,即萨特所说的“自由选择”。他认为人在行动时如果受别人意志的左右,不能按个人意志做出自由选择,他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人只有通过自由选择、自由创造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这一“存在即自由”的思想也在杨剑敏的小说中多有流露。可以说,杨剑敏以自己的深度思考与体现实现了与存在主义哲学观点的某种契合,从而使现代主义风格成为其内在思想的本质表现。
  在杨剑敏的小说中主要展示了以下几种存在的荒诞性:
  一是在现实生活中最为常见、最容易被人们感受到的“努力的厄运”的荒诞。人们怀着梦想努力,希望以自身努力为筹码换取梦想的实现,但是结果却是厄运告终。真诚的努力收获到的却是梦想的破碎,生命以莫大的荒诞戏谑一个人所有的奋斗、梦想乃至存在。《远征》即表现了这一思想,李蒙的一生一直为不可知的东西远征、为无法得到的东西远征,到最后物是人非,梦想随时光而逝,剩下的只是苍凉而已。如果说人生就是一种远征,那么李蒙的远征似乎是一种缩影,映照着人们以各种梦想为目的的远征在岁月和时光中艰难行进最后老于苍凉。《远征》用一个人的一生为“努力的厄运”来做注释,其荒诞不免触目惊心,而在小说《出使》中,我们从一群人的努力中看到了另一种荒诞:人们在信念支配下行进,却看不到其实现的价值和可能。连他们自身也不清楚的使命成为他们行动的依据、努力的目标,存在被简化为一种抽象使命的实现。努力却不知为何努力,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荒诞,它不但否定了人的努力,更将一个大的否定指向了人的存在自身。
  在杨剑敏小说中展现的第二种大的荒诞是“无谓人生”的荒诞。荒诞派大师尤奈斯库认为“荒诞指缺乏意义”,而小说中个人生命的无谓就是生命最大的荒诞。在杨剑敏的小说中展示了很多无谓人生,即:“一个无谓地出生,无谓地死去的人的一生”。他们来自于不同的生存背景,有着不同的身份,但是他们都缺乏对自身存在意义的体认。他们的存在或者受自身欲望摆布驱使,或者从属于他人的欲望,或者沉溺于一种虚假的梦想,“无谓”二字以最大的荒诞否定了他们作为个体的存在。他们的存在对于自己是一次痛苦的旅行,于他人只是一次无意义的生命流程而已。《剑客》中的楚,在复仇欲望的支配下,他的一生成为“像收割庄稼一样收割头颅”的简单循环,对生命的漠视彻底否定了人的存在价值。《食客》中的公子不疑,他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存在价值:作为继承人,他从属于一种迫使国家延续下去的巨大愿望,作为替身;他的生命属于不可知的死亡结局。而小说《花朵与时间》中,人被一个虚假的梦想(一盆能开出美丽花朵的植物)所困惑以至于虚度了一生,这无疑是对生命的无谓、存在的无意义的夸张、外化,然而这种夸张化的表现背后却是众多人生悲剧的写实。这些无谓人生就如同萨特在小说《恶心》中所表现的一切存在之物都是毫无理由地生出来,由于软弱而继续活下去,最后随遇而死。
  在杨剑敏的小说中所体现的另一种大的荒诞是由外在环境的压抑而带来的存在的荒诞性,即萨特所说的“他者即地狱”。由他人所构成的外在环境对个人构成一种压制和威胁,这种压抑不但指向个人的自由,甚至指向一个人的生存权,而这一切都是以大众的名义发生。这种个人与外界环境的对立,尤其是有思想的个体与压制、迫害人的环境对立所产生的荒诞,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小说《诱惑》中的“我”始终无法逃离和反抗大众所认定的悲剧角色,“我”即使逃离了剧场,也仍在-上演悲剧,只是换了人生的大剧场而已。而《你好,梦想者》虚构了一个梦想都被识梦者追杀驱逐的地方,它用荒诞性想像夸张地表现了世俗力量对美的事物的压制和摧残,同时也表明了这样一种存在思考:在一个荒诞的王国,荒诞变为真理,本应值得肯定和推崇的东西变为荒诞,而人不得不屈从于这种荒诞,这就是存在最大的悲剧。同样,小说《追杀怪兽》也体现了环境对人的压制。兄弟俩因为迷恋书,而被只知劳作的村民看作异端,他们被派去消灭传说中的怪兽,结果是他们被追杀。小说里所有的人都成为一种强大的排斥压制力量成为兄弟俩无法突破的绝境,于是一个愚昧群体,一种群体愚昧导演了一出荒诞的悲剧。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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