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4期
波伏娃的简洁与多重生活
作者：刘海燕
也许从那时起，波伏娃已经是无可替代，他与萨特之间不仅是爱的关系，还有写作关系，对文字生涯的迷恋，使他们在对方身上更清晰地看到自己。
简洁与多重——作家为何要这鲜生活
即便在和波伏娃最初相爱的那些年里，偶然的爱情在萨特的生活中也是不断出现。有言在先嘛，这个男人对自己的秉性太了解了。萨特是在天性里喜欢女人，他毫不掩饰地说，“如果我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我从来不愿意正襟危坐地生活”、“我写作一向是为了勾引女人，包括写剧本，也包括写小说和哲学论著”。尽管这些话充满了诙谐，不可全当真，但萨特这个男人的确不喜欢在人生这场短暂的戏中表演得太枯涩。而且这个才情卓越的男人，是以全部的力量去爱一个人，不仅是为情欲所驱使，而是从内心生发出的爱，这使他有着极好的女人缘。据说，萨特每访一国，都会结下一段情缘。
萨特一生到底有多少风流韵事?这个统计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边爱着，一边写作，在多重关系中，他和写作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他常对某个女友说：“你来得太晚了，我没有空了，不得不用工作的时间来见你。”
萨特和其他女人的故事，只有讲给波伏娃听才会有意义，甚至才会存在。而波伏娃这个女人，之所以经久不衰，原因之一就是她能创造性地去理解，不受任何既成观念的影响，她从生命内在的渴望去理解，以健康、生动、激情作为生命伦理，她甚至为萨特创造爱的机会，她不想让盛年的身心在自律中变得呆滞，她认同萨特，也就是认同自己。她不想挑剔任何人的瑕疵，“忌妒远非我所能有的感情”，因为她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萨特是一个在精神空间中对女人操心的男人，这也是波伏娃最不愿离开他的原因之一。波伏娃写《女宾》之前，萨特提议：“为什么你不把自己写进作品里去?”在这方面，萨特是个很大度的男人，他才不在乎暴露自己的生活呢。
和这样一个男人在一起，生活真是在奔腾的河流之上搭桥。你要迅速、敏锐、智慧地完成每一个动作，才不会被激流冲走。
在一次又一次的情感事故中，波伏娃不断地建立新的平衡。
1945年，萨特两次访美，其中第二次是为见一个名叫多洛莱斯的女人，这一次，萨特陪伴多洛莱斯四个月，才回到巴黎。他告诉波伏娃：“以后，我每年去美国和她过两三个月。”看来萨特真的是爱得迷狂。他还告诉波伏娃，多洛莱斯完完全全分担了他的情感、他的愿望、他的不耐烦，他们有一种生命节律深层次上的和谐。在波伏娃看来，这表明了一种深深的接纳，她似乎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威胁，这偶然的爱情几乎要取代他们必然的爱情了。
在他们彼此相伴了15年后，波伏娃第一次如此惊慌和怀疑，问了萨特这样一个发烫的不合适的问题：“坦白地说：我和M.对你孰轻孰重?”这是一个普通女子习惯问的问题，看来再优秀的女人也有茫然四顾的时刻。萨特的回答非常暧昧和智慧，他说：“M.对我非常重要，但我要和您守在一起。”
在波伏娃的回忆录里，多洛莱斯是唯一被用符号相称的女人，可见波伏娃不愿让这个威胁了她生活的女人进入她的文字。
1947年，波伏娃作为法国文化界名流，应邀赴美国作讲座，波伏娃抵达纽约的第一件事就是约见多洛莱斯。波伏娃已有充足的经验和萨特的情人面对面，或者成为密友。波伏娃还是一个有策略的女人，她要消除多洛莱斯在她和萨特之间的神秘感，或许，她还要发现自己的优势。
波伏娃很快就给萨特写信：“我很喜欢她。我能理解您对她的感情，也为您的这种感情而自豪。同时，我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从此看去，波伏娃内心真的是很隐忍，很艰苦，有时仅靠写作安抚内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生命之间的激情和温暖，而其他任何别的方式都不可替代。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无奈促成，波伏娃在美国讲学期间，和美国作家奥尔格伦产生了恋情。这是一个俊美的男子，这位美国情人懂得让她如何欣赏大自然的美。就像萨特所描述的，他和多洛莱斯有生命节律的深层和谐，波伏娃和奥尔格伦也如此。
在萨特的众多情人中，唯有多洛莱斯无视萨特和波伏娃的契约，要求和萨特结婚，她以为通过尖锐化可以赢得优势，她威胁萨特，如果不能一起生活，就分手。在两性交往中，萨特是一个畏惧纠缠的男人，或者说他不愿意让任何一个女人成为他的负担。在无法收场的时刻，波伏娃以女人的敏感和男人的智慧，诙谐地促成了这场戏的结束。
而波伏娃和奥尔格伦的恋情，也因奧尔格伦坚持非此即彼的方式而毁坏，作为作家的他们，谁也不能将对方从母语和最亲密的环境中拉出来，到对方的国家去。
最终，萨特和波伏娃从各自的恋情顶峰上跌落，余下来是相互安慰。他们都是本色性情的演员，投身其中，几近焚身，但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导演，是游戏规则的操纵者，他们只是想体验偶然的爱情，最终仍要回到必然的生活中来。萨特这样安慰波伏娃：“别伤心，我们俩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在等着我们。”
他们用文字留住不断消逝的人生。-
盛年以后
40岁以后，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她才在世上找到了一个有限的但是是真实的立足点，内心有了坚实的自信和清晰的方向，从精英男人群中浮现出来，成为女性中独一无二的那一个。波伏娃在这部书中提出了她最著名的论断：“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女人是被动地变成女人的。”
《第二性》出版后，引起的强烈反应远远超出波伏娃的想象。各种低俗的言词攻击涌向波伏娃，在餐馆、咖啡馆，波伏娃成了被指点被议论的对象。波伏娃总结社会生活中的自己：“我的社会生活史本身就包括我的著作史、我的成功史和失败史，也包括我受到的种种非难和抨击的历史。”
波伏娃和萨特一样，虽然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渴望成名，可一旦名望到来，在很多时候他们又希望回到无名中去。萨特后来认为波德莱尔、司汤达和卡夫卡的孤寂是他们发挥才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在1964年因《词语》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谢绝了这一来自官方的荣誉。
他们回避在消遣场所露面，却比以往更多地介入社会生活，乃至同时代很多国家的生活。他们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被大量必须起草或签名的声明、抗议、决议、宣言、呼吁和电报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波伏娃的回忆录里，更多的笔墨是她和萨特对于社会生活、政治风波的参与和见证，其次是在世界各地的游览，个人情感部分的文字量倒是很少。战后，萨特被誉为“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世纪伟人”等，事实上，波伏娃也和萨特一起参与了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抗争，
波伏娃说：“我只想在自己在世时，被人阅读、被人尊重、被人热爱。”
为什么女人总要回到感性的温暖中?我想这永远是一个现实和问题。
如果波伏娃不写那些回忆录，而去写一部或者几部长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著作，或许会推迟一些暮年感的到来。因为回忆不断地刺激这一切、那一切将不再有，文字加深着岁月的刀痕，加速着荒凉气息的扑面而来。
衰败感是导致波伏娃晚年心境虚无的重要原因。在回忆录里，尤其是在每一卷的前言中，那种衰败感都浸透在字里行间。
后来，波伏娃支撑了萨特失明的晚年。萨特去世后，波伏娃写出了她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永别的仪式》，以自己的归山之作向萨特作最后的告别。她把这本书献给“所有爱过萨特、爱着萨特、将会爱萨特的人”。
经历了盛衰与阴影，最终波伏娃和萨特的这段爱情经历又和那样一个顶点的开始相呼应。成为世人遥望的神话。
编辑 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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