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4期

从“苏报案”看晚清报界之言论自由

作者：廉平俊

　　“苏报案”中报人的言论是激进的，也是毫无顾忌的。这一方面与那群报人的个人胆识有关，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了那个时代新闻言论的自由程度。
　　南京大学新闻学院陈玉申在《晚清报业史》中用“惊天动地”来形容“苏报案”，以陈老师的学识是断然不会仅仅把一场报案称为“惊天动地”的，这四个字意蕴悠长。在一个封建集权登峰造极的时代，在历来被我们称为“腐败无能、专制透顶”的晚清政权统治之下，居然还会发生这样一场气势恢弘的文字官司，这难道不“惊天动地”?在一种专制的制度之下，居然有让我们现代报人都为之神往的舆论环境，具有连现在的时代都无法达到的舆论自由的社会条件，这到底是为什么?
　　事实上，晚清的新闻舆论空间相当大，《申报》对光绪帝病情的报道持续近半年之久，并未受到清政府的干涉，为《申报》提供消息的人也安然无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反清烈士秋瑾女士遭到杀害后，在当时中国舆论中心的上海，几乎没有一家报纸不发出哀婉的抗争之声，仅《申报》第八天就刊出秋瑾诗六首，全方位跟踪有关秋瑾的各种体裁文字达三万多字。包括秋瑾被捕与就义的情况报道，绍兴府公布的有关秋瑾“罪案”，秋瑾被害之余波，秋瑾男装持手杖照片，秋瑾生前演说稿，秋瑾好友徐自华撰文、吴芝英书写的秋瑾墓表等。
　　有报史云：“光绪末叶数年，出报既不报知官厅，其言论之自由，可谓有闻必录。对于政治之得失，内外大员之善恶，皆可尽情指责；人民之冤抑隐疾，更可尽情登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新闻最开放的一段时期。
　　那么“苏报案”中从哪里可以看出晚清报界的言论自由环境呢?
　　一、报人能在报纸上直言政府的过失，甚至公开提出“推翻现行不义政府”的言论。在一个言论禁锢的时代，这样的“反动”言论即使能过得了主编那一关，也绝对过不了新闻检查制度这一关的。纵然偶尔冒出几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家伙发表一点“激烈言论”而危害到执政政府，那么主编绝对立刻就被撤换掉，言论和报纸立马就被取缔了。可是在“苏报案”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分明看到，《苏报》在前期的“激进”言论根本没有受到当局的禁锢，只是到了与政府对簿公堂的时刻才开始封馆，但《苏报》仍继续出版了七天，不仅刊出了《密拿新党连志》的消息，7月6日，还发表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
　　二、新闻报人政治言论的激进不受干涉。应该说中国报人有坐而论政的习惯，中国早期的报人和记者都有写政论的癖好，但言论自由时期和言论禁锢时期文人论政的特点是不一样的。自由的阶段，文人论政往往激进而偏执，但却是一语中的，切中要害。禁锢时期，文人则往往东拉西扯后抛出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还得拉出几个当局理论奠基者的“语录”来为自己辩解，且美其名曰“春秋笔法”。“苏报案”中报人的言论是激进的，也是毫无顾及的。这一方面与那群报人的个人胆识有关，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出了那个时代新闻言论的自由程度。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敢说话的环境没有，怎么可能产生出敢说话的人呢?
　　三、《苏报》人与清政府对簿公堂体现了晚清报业环境的宽松。在一个言语专制的时代是不会有政府和小民对簿公堂的事情发生的，而往往是政府一句话就使得小民“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把个人利益牺牲了。甚至连参加了“苏报案”的章太炎都没有一个法制的观念，在以后总结“苏报案”时用一句“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来讥讽晚清当局，其实这却恰恰说明了晚清时期专制制度式微后舆论环境的相对宽松。要知道如果当局舆论专制的话，只需要把报人拉出去挨个砍了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纠缠，更不会成“千古笑柄”了，但清政府本可以做的却没做，虽然有客观原因存在，并非就是晚清政府自愿这样的，但毕竟体现了一种舆论的宽松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