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8期
胡惟庸：是反臣，还是棋子
作者：黄 波
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是明代初叶的一件大事。
上个世纪，著名明史学家吴晗先生写了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论述此案的影响时说：“(因胡惟庸事件)党狱析连前后十四年，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前后达四万余人。且因此和日本断绝国交关系，著之《祖训》。”
吴晗先生此文，考证了胡惟庸案之始末，甚为缜密，但以上分析容易给人一种误会，似乎朱元璋拿胡惟庸开刀，和他于开国之初大诛功臣一样，是雄猜好疑心理主使下的对功臣震主的疑忌，仍然属于典型的兔死狗烹。而究其实，胡惟庸之所以不得不死，其中当然有明太祖为自己身后布局的考虑，不想让后代面对强悍的大臣，但更重要的则是君权和相权的关系这时候已愈趋紧张，标志着朱元璋权力欲的空前高涨。
胡惟庸其人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他的发迹还要感谢被朱元璋早早杀掉的杨宪。
朱元璋用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喜欢用吏才。所谓吏才，就是读书未必多，但办事却很精干，也没有什么儒家教化的束缚。一个雄主，用这样的人，首先是颇觉得心应手，事情交办下去，往往完成得又快又好，其次是他们一般不会纠缠儒家所谓“以道事君”的套套，基本抱持实用主义态度，以君王之是非为是非，不会在君王耳边聒躁言不及义的高调。杨宪就是一个很好的吏才。对几乎所有同僚都看不上眼、认为谁做丞相都不够格的刘基，尽管在朱元璋面前说杨宪“无相器”，却也要承认他“有相才”。“无相器”云云，估计是指杨宪这人肚量差了一点，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朱元璋杀掉了。
朱元璋杀了杨宪，他的用人路线没有变，丞相仍然还是要用吏才。这一回，轮到了胡惟庸。《明史》上说：“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也是有办事的才干的。那么其人品如何?查阅明代相关资料，不论正史还是野史，几乎众口一词，说胡惟庸好话的极少，用现在的话说，此人小有才，但无德。胡惟庸的“无德”表现在哪些地方?首先是“忮刻”，器量小而且阴险，谁得罪了他，他就要明里暗里给谁好看。这一条，即使用现代的观念衡量，也是让人害怕的。其次，就是如上述《明史》所说，独断专行。对这一条，我们是不是也要和修《明史》的清人一样，去大张挞伐呢?
恐怕不能。原因很简单，胡惟庸是丞相啊。丞相是什么?用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话说：“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从秦时起，丞相堪称最高行政长官。且不说什么“不奏径行”，历史上丞相对皇帝的旨意，拒不执行的也并不在少数。到了宋代，相权虽然低落了许多，原有的一些权力遭到了分割，但宰相仍然是对皇帝直接负责的最高事务官，皇帝照例都会给他们特别的地位和尊崇。现在，胡惟庸在一个国家的中枢机构——中书省里担任最高事务官，面对如山的公文和纷繁的政事，难道没有一点儿处置之权，还要他事事“早请示晚汇报”才正确?“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这应该是丞相的分内之事，胡惟庸并没有做错，否则就是失职。至于“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而历史往往又是不能容失败者辩驳的，只好姑妄听之。
在胡惟庸事败之前，就已看出他是小人、奸臣民必定没有好结果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攻击胡惟庸的刘基。《明史》记载，刘基在胡惟庸当丞川之前，就预言他只会把车拉翻，所以胡惟庸当上丞相的消息一传到，他就“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而有些史料更指陈刘基就是死于胡惟庸的投毒。当代学者杨讷在《刘基事迹考述》一书中已经考证清楚，“投毒”一说纯系子虚乌有，他更认定，刘基的神奇预言也是出于刘氏后人的伪造，因为在刘基“大戚”的时候，胡惟庸根本就没有多少可以称得上祸害苍生的大罪大恶，否则朱元璋又岂能容忍?第二个是大将军徐达。史载，徐将军“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后面还有离奇的事，“惟庸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为福寿所发”。意思是胡惟庸因为徐达背后说自己坏话，乃引诱徐达府上守门的人暗害之，结果却反被此人告发。说它离奇，是因为一个丞相要暗杀政敌，居然派不出自己手下一个合适的人!
许多史籍似乎都力图向世人证明，胡惟庸很早就开始做坏事，很早就已暴露出了乱臣贼子的真面目，然而，这里却有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刘基和徐达是朱元璋最信任的文武两根柱子，这样的人都在朱元璋面前倒胡，为什么全无效应呢?这绝不会是朱元璋昏庸，更不会是他大度，朱元璋不是这样的君王。只有一个可能，对胡惟庸，刘基早有预言也好，徐达“深疾其奸”也罢，都只是修史者的一种附会，以便让后世读者形成“胡氏奸佞”的牢不可破的印象。胡惟庸既然确属奸佞，朱元璋杀之岂不是顺理成章?
其实，朱元璋对胡惟庸不仅一度相当宠信，而且连别人攻击胡惟庸的话也是不能容忍的。这就要说到在胡氏事败之前，出场的第三个批评者——一个叫韩宜可的监察御史。在朱元璋和胡惟庸从容谈笑的时候，韩御史取出怀中奏章。劾胡惟庸等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结果惹得朱元璋大怒，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锦衣卫狱。而历史真的很有意思，等到朱元璋要拿胡惟庸开刀的时候，他又反过来斥责臣下为什么不能洞烛其奸了。从这样反差强烈的好戏中，我们是不是能触摸到一些历史的真相?
破绽百出的谋反案
正史上记载的胡惟庸谋反事实甚为怪异。
按《明史》所说，胡惟庸预谋不轨并勾结同党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胡惟庸因儿子在一起意外事故中丧命而杀人，事泄，胡惟庸准备花几个银子结案，朱元璋不许，要他偿命，胡惟庸大惧。恰值此时，另两个侯爷也因被皇帝斥责心怀恐惧和不满，乃招以同谋。胡惟庸又令某都督取卫士和亡命之徒为心腹，告诉他说“吾有所用耳”；随后他又遣某官员下海招倭，遣元朝故臣代他向残元势力示好，准备和这两股势力里应外合同时向朱元璋发难……
对这些记载，吴晗先生已经在《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中经过精细考证，提出了疑问，有心从学术上探知究竟的，读吴先生此文必有收获。不过，若读者不耐烦那种抽丝剥茧的考证，又想尽快从文字迷雾中走出，这里倒有一个简便的方法可以判断真伪。这个方法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就是结合当时的现实和人物处境，立足于常情和常理，进行基本的逻辑推断。如果我们思考问题不偏离常情常理太远，又不把官居丞相的胡惟庸的智商估计太低，就会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胡惟庸即使真想取朱元璋而代之，并为此一直精心谋划，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绝不会傻到如此张扬!谁都知道，谋反是专制君王最不能容忍的灭族大罪，有史以来的任何一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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