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3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上期回放
在科举失利、遍谒权贵也屡遭碰壁之后，对朝局一知半解的康有为孤注一掷，直接上书皇帝，结果并未引起统治高层的注意。在京师屡遭挫折的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不想受到众弟子的追捧。在培植党徒的同时，从圣人到教父的康有为的学术方向也发生着巨大的转折，谁知却又卷进学术剽窃的风波之中，其康门教义也成为拾人余唾的伪学说。
本期谌旭彬先生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三、从伪造公车上书到夺权《时务报》
1、伪公车上书
1895年三月，正值甲午战败，康有为偕弟子再度入京参加会试。此次入京后，康有为人生中的两件极重大之事发生了：一是他终于科举得中；二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公车(即举人)上书”。尤其是后者，被后来许多严肃的近代史著作乃至教科书贴上了如“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等煌煌标签。
对于公车上书的这一统一性描述，所用史料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己撰写的《我史》。其记述如下：
“……朝廷命大学士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3月21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知道了消息，马上令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28日，粤、楚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有80余人，湖南则全省参与。我和卓如又分托朝士进行鼓动，各省举人都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了都察院……我当时认为士气可用，于是召集18个省的举人在松筠庵开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我用一天两夜的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和变法三大项。卓如、孺博(麦孟华)连日抄写，传遍京城，士气愤涌。4月8日前去投递，都察院以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玉玺，事情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我们的联名上书。”
虽然还有其他一些相关史料，但由于康有为的这番自述已经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得相当完整，所以很长时间里，人们也都愿意相信他的描述。
然而，考之史料，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所谓的公车上书其实不过是康有为事后的伪造罢了。
康有为一生善于作伪，既如前文所述的润色过自己与帝师翁同龢之间的“和谐”交往，也大幅度篡改过他在戊戌年的大量奏本原稿，甚至还导演过一场“华南虎事件”一利用当时先进的相片合成技术，伪造了一张与梁启超、光绪皇帝的三人合影，并刊发在报纸上——可笑之处在于：梁启超与光绪皇帝终生根本未曾谋面。但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像他伪造“公车上书”事件这样具有震撼力，因为后者俨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历史，有时候最需要的也许不是一场活灵活现的发生，而是一支能够促使它活灵活现“发生”的笔。康有为手中就曾经握着这样一支笔。
对公车上书的质疑，大略是从台湾史学家黄彰健先生1970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开始的。
检索当日原始史料存档如军机处《随手档》可知，自当年2月17日至4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反对签订《马关和约》的奏折、电报已达150余件，参与人数超过2400人次。其中各省封疆大吏已过半数，京城的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诸部官员均有大规模上书，早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抵制和约运动。举人们的热情虽然同样高涨，人数也已多达1500余人次，但就影响力而言，相对于包括诸多一、二品大员在内的近600名现职官员不免相形见绌。
这和许多论著以及教材很少或不提官员上书，甚至将公车与官员、朝廷对立起来的说法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在康有为极力宣传的上书运动之外，还有另一场同样轰轰烈烈的现任官员的上书运动，而这一运动却被康有为在著作里极力淡化和否认了。
康有为在《我史》中将此次上书未成归罪于都察院拒收自己的奏章，也纯属诬蔑。在此次上书拒和的运动中，都察院正是其中的主力之一。洪良品、余联沅、褚成博、王鹏运、丁立瀛、庞鸿书、刘心源、高燮曾等20余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极谏，有的人甚至连上数折。
更重要的证据是：当日实际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寿昌，都上奏主张毁约再战，这三人也是这次上奏浪潮中品级最高的堂官。
都察院自上至下，情形如此，他们岂会以光绪皇帝已然在和约上签字盖章为由拒收康有为的奏章?!
康有为在《我史》里说，他是4月8目前往都察院投递奏章遭拒的。但考之史料，4月8日当天都察院向朝廷代奏官员、举人的上书竟达15件之多!这批上书中，最晚递至都察院的是4月6日，按都察院平目的工作流程，一封上书从送至都察院，到甄别其中的“违碍字样”，再到抄录誊写，最后代递上去，大略需要七八个工作日，可见此时都察院的效率已经很高，而一口气递上15件，则表示都察院很可能已经把办公室里的积存处理完毕。
4月9日，都察院又代递了10件条陈，条陈上注明的投递日期有三件正是4月8日；4月11－15日，都察院再次代递了9件条陈，其中两件注明投递日期为4月10日，一件注明投递日期为4月14日。而康有为却说他们的奏章4月8日就已经被都察院拒收!
还有一个漏洞就是康有为说都察院以皇帝已在合约上盖章为由拒绝接受自己的上书，但考之史料，光绪皇帝盖章用玺的真正日期却是4月9日。
所以，康有为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他所组织的那场“声势浩大”的18省举人联名上书，绝非都察院不收，只可能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去送。
其实，要证明公车上书属于伪历史事件，根本用不着如此劳神费力地进行考证，只要参阅清末名流笔记、日记，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古怪之处——1853年他们都没有提到过什么公车上书。
2、伪反对派
在《我史》里康有为还有一段对阻挠他们上书的反对派的绘声绘色的描述：
“先是举人们联名上奏，当权的孙毓汶已颇为忌恨，而这次千余人的大行动更是本朝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翰林院编修曾是孙毓汶的心腹，举人们初六、初七两天在松筠庵大举集会，初七傍晚，他前往各省会馆，阻挠此举，肆意捏造流言进行恐吓，举人们有很多被他吓住了。初八的时候，街上已经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对我们的诬蔑攻击无所不至，于是许多人退缩了，甚至还有请求撤销签名的。”
康有为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中，附有参加此次活动的16省举人题名共602人(值得注意的是，里面居然没有康有为本人的签名)，这和他在《我史》中提到的“与名者千二百人”相差甚多。康有为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受到了以当时的军机大臣孙毓汶为首的反对派的恐吓阻挠，很多人退缩了，纷纷请求除名，故而最后只得602人。
康有为此说同样夸大其词。孙毓汶力主和议，对康有为不满是有可能的，但说他能够恐吓得住如此多的举子，令他们心惊胆战，纷纷撤回签名，则纯属瞎编。据史学家茅海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