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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一曲晚歌，一曲挽歌？
作者：逐水流
公元1505年的北京城没有什么特别的异样，该发生的，不可遏止地发生着，不该发生的，也没有人能够制造奇迹。这一年，较为温和与勤奋的孝宗皇帝朱祐樘病死在36岁的年纪。也是在这一年，25岁的江西分宜青年严嵩考中进士二甲，随后进入国子监被选为庶吉士，成为编修。这是明朝的制度，有点像储备和培养预备官员。如果没有意外，三年后就放任做官去了。
严嵩比较顺利地取得了官场“入门券”。但在接下来的日子，这位新进士似乎生活得并不愉快。不愉快的证据是，不到两年时间他就辞归了，理由是身体有病。
“小隐隐于野”，严嵩回到家乡分宜，筑屋钤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读书隐居生活。生活的风帆刚刚扬起，严嵩却毅然后退，选择隐居，其中原因暂且不去推测了，而且这也并非表明他就是“性本爱丘山”。从诗品能看出人品，严嵩的“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豆”远非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来得真切自然。更何况安贫乐道是绝少数人的游戏，因为这必须具备沉着的“安”和可乐的“道”，外加唾手便得的“贫”。如果条件稍逊，退而求其次，至少也要在红尘俗事里历经磨难，遍体鳞伤，像陶潜那样感叹“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然后抱着一颗受伤的心，回家、隐居。严嵩的情况显然都不符合。
所以他的出世是合情合理的必然，他的隐居是以退为攻的准备。
重回官场
正德十一年(1516年)，严嵩重回官场。虽然“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但他的出场却有悄然之感，因为当朝皇帝根本不在乎多一个或少一个可有可无的官僚，平民百姓更没有期待横空出世个什么青天大老爷。就这样，悄悄地，他来了，正如他悄悄地离去。然而，这悄然既让他无奈，也让他不甘心。所以还朝之初，他对时政多有批评。他批评崇信道教的武宗“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指责皇帝“费数百金”，运楠木到京城……虽然“以骂成名”有许多成功范例，但严嵩的骂算是白骂了。因为以15岁的年纪登上皇帝宝座的武宗朱厚照，始终以顽童的姿态执政，他宠信的是太监，依赖的是道士，热衷的是美女，专注的是长生。于是乎，远在南京当国子监祭酒的严嵩的义正词严又怎么能够掷地有声呢?皇帝有皇帝的乐趣，严嵩有严嵩的无奈。
光阴似箭，一转眼，来到了嘉靖七年(1528年)。在这十余年间，严嵩官运平平，默默无闻。其实这种寂寞状态十分有利于思考，特别是对于那些不甘寂寞的人。比如一心想出仕的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同样并不得志的严嵩进一步指出：“禄不逮养，学未有成。”原来学习的目的一直就很明确，箭头直指功名利禄。如果学了半天，什么也没得到，或者得到的不足以养尊处优，那不全是脑体倒挂浪费生命吗?
严嵩的这一思想认识在嘉靖七年得到了贯彻落实。
这一年，严嵩奉世宗之命祭告显陵。回来后，他一改对道教迷信的指责，而是将祭奠过程中的种种天降祥瑞，仔仔细细写成奏章呈上。严嵩的奏章不仅问题抓得好，而且文采极佳，凡是种种，恰到好处地敲在了皇帝的心坎上。笃信道教、迷信天眷的皇帝龙颜大悦。皇帝就这么一高兴，严嵩立即被升为南京的吏部左侍郎，并很快迁为礼部尚书，后又改任吏部尚书。
真是时来运转风吹帆，得来全不费功夫。自此，严嵩正式跻身于上层官僚。
命运的分水岭
上层官僚的内涵是接近权力核心。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当然不言自明，走上仕途的人大多对权力核心更是心驰神往。所以严嵩毕恭毕敬、兢兢业业地以小步伐向着核心靠去。也许是因为他的“努力”，或许是因为皇帝的“慧眼”，更可能是因为上天的“眷顾”，严嵩在嘉靖十五年的京察(明清时期定期考核京官的制度，其中明代每六年举行一次)时，被留了下来。
这一年可以作为严嵩命运的分水岭，因为留在北京的严嵩此刻已迈向巅峰的跳台。
武宗朱厚照31岁时，死了，无嗣。朝廷上各种力量角逐后的结果是，让他远在安陆(今湖北钟祥)的堂弟朱厚熄肩负起大明的祖业。
又一位15岁的少年天子诞生了。不过朱厚熄与他的堂哥似乎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首先，他没有染上深长于宫中的习气；其次，两年前，也就是他13岁时已经在安陆承袭藩王位；第三，就是他有无以伦比、与生俱来的超级敏感与超强自尊。这些因素使朱厚熄在走向从天而降的皇位时，充满了小心、谨慎、戒备与疑虑。因为他不知道皇宫什么样，不知道北京什么样，不知道前途什么样，他只知道不能被别人利用、不能由他人摆布。于是他像个高度紧张的刺猬，竖着浑身的刺，来到了北京城。初来伊始，他就开始了与北京、与大臣之间不可回避的较量。其实皇帝与大臣之间除了天经地义的命令和服从关系之外，另外还有无形无声、无痕无迹、无休无止的暗中较量，特别存在于权臣与由权臣议定确立的外来皇帝之间的较量。所以朱厚熄坚持从大明门进入北京城，直接登基，而不是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他坚持继位不继嗣，并由此引发长达近二十年的“礼仪之争”，而这“礼仪之争”几乎成了嘉靖朝官员的站队问题。
朱厚熄与他堂哥不一样的地方，还表现在即位之后的一些政策上。朱厚熄一上台就诛灭了作恶不少的太监钱宁、江彬，并精减了锦衣卫。强硬性格加上铁腕措施，使得朱厚熄很快就稳固了地位，稳定了政权。
朱厚熄的一系列举措就像一阵清风，吹遍朝廷内外，人们拭目以待他励精图治的新气象。但是“励精图治”是一件枯燥乏味、艰难复杂的事情，朱厚熄很快就烦了。他的烦可不是撒手不管，一概任之，他也像他的前辈一样，在修道、炼丹、苦苦探求长生不老之中填补治国的“疲劳”。对待女色，朱厚熄更多的是将美女视作炼丹的一剂药，少了一份爱怜，多了许多残暴，而且想杀便杀。他的这种作风导致了历史上一次非常罕见的宫廷谋杀一一十几个弱不禁风的宫女想趁他熟睡之际将他勒死。这次事件后，朱厚熜听从道士陶仲文关于“二龙不相见”的说法，搬出大内，移居西苑。从此，“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
可是，朱厚熜虽不理朝政，但他权柄在握，并且对所委任大臣多疑善防。天生性格加上后天环境，这一切决定了活了60岁、在位45年的朱厚熄乖僻固执、暴戾无常。皇帝的性格也许决定国运，但更多的是决定着身边大臣的命运。比如说严嵩。他的荣辱兴亡与朱厚熜紧紧相连，或者说就连在朱厚熄的一颦一笑之间。《明史》称“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说到了问题的大部分，但却淡化了问题的另一面——“英察自信”的皇帝。
留在北京城的严嵩，很快就以两件在官场上看来最平常不过的拍马溜须事件取得了皇帝亲信的地位。
嘉靖十七年，朱厚熄再次提出要将其父亲谥为献皇帝，以入太庙，这已是“礼仪之争”的余波。在“礼仪之争”的初级阶段，严嵩还没有发言资格。现在有了发言权的严嵩与朝中大臣一样，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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