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走向民主的挫折
作者：曾纪鑫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上海火车站，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升火待发，月台上人影憧憧，旅客如潮。应袁世凯急电相邀北上共商国是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友人陪同下，从车站特设的议员休息室出来，大家有说有笑地向检票口走去。突然。一颗子弹向宋教仁射来。沉闷的枪声过后，宋当即弯下腰来，捂住中弹的肚子，对近旁的于右任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送行的人们一边七手八脚地将他扶上一辆汽车送往就近的老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救，一边呼喊巡警抓捕凶手。
距宋教仁仅几步之远的凶手在第一枪击中目标后，为防追捕，赶紧趴伏在地，又接连朝左、右两个方向放了两枪，以制造混乱与恐怖。随着两声清脆而刺耳的枪声呼啸着在空中掠过，凶手一跃而起，箭一般地迅速逃窜。奇怪的是，往日夜班车必有警察巡逻的车站，此时却找不到半个巡警的身影。凶手身材矮小，逃跑中在光滑的地面上摔了一跤，但他顾不得疼痛，迅速爬了起来，飞也似的朝站外狂奔而去……
壹
子弹由宋教仁右腰射入，伤及小腹与大肠，逼近心脏，伤势十分严重。医院组织医术高明的医生立即实施手术，取出枪弹。术后虽注射了止痛药，但宋教仁仍痛不欲生，辗转呼号，令人惨不忍闻。他自认为“从未结怨于私人”，实在想不出遭致何人暗算，呻吟中不由得连声叹道：“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疼痛稍止，他便授意黄兴代拟致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电文一封。在信中他自感伤势过重“势必至死”，只是“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因此希望袁世凯能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时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当夜伤势渐重，便血不止。第二日清晨，宋教仁神色惨变，危险万状，医生检视后说道：“病人肠脏已损，亟应开割，方有生望。”下午2时再行手术，修补肠脏，除去血块，注射吗啡。然病情更重，唯一息尚存。1913年3月22日凌晨4时48分，宋教仁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年仅31岁。临终前他有三事相嘱：第一，以书籍赠南京图书馆，第二，请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第三，嘱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国事，复兴民族。
宋教仁遇刺殉难，举国震惊，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尽快缉拿凶手，特别是黄兴、陈其美等同仁志士，更是怒发冲冠，发誓报仇雪恨。
这一激起全国强烈反响的谋杀案究系何人所为，不仅宋教仁本人，社会各界也陷入迷惑，纷纷猜测不已。有人认为此案因党争而起，矛头指向其他党派，有人推定此乃宗社党所为，企图通过这种残暴手段恢复满清皇权统治·也有人猜测与袁世凯有关——可袁世凯刚一接到宋教仁被刺消息，就义愤填膺地说道：“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在?”并大骂刺客“何物狂徒，施此毒手”，当即通令全国“重悬赏格，缉凶归案”。
凶手在逃，真相莫明，整个案情以及隐藏在案情背后的一切，顿时变得扑朔迷离。
同为肉体之躯的生命，某些个体的存在与失去，犹如一粒尘埃的飘浮与落地，显得极其微不足道，而另一些重要人物的健在与离世，会给某一群体、民族、国家造成巨大的震撼与深刻的影响，甚至会改变某一时段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走向。
不论凶手是谁，宋教仁的遇刺身亡，对当时的第一大党——国民党来说，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同时对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而言，则是严重阻碍了民主的发展进程，使得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国度，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只有无可奈何地依旧背负着沉重的专制盔甲，蹒跚前行，离本真意义上的民主政体和法制国家愈来愈远……
贰
出生于湖南桃源县的宋教仁，虽置身山清水秀、风景秀丽、偏远宁静的家乡，但心中所向往的却是外面广阔而喧闹的世界。宋教仁祖父曾著有宣传反清复明思想的《腹笥草集》一书，受家庭环境影响，宋教仁自幼便有机会接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之类的反清作品，一颗复兴中华的种子深埋心中并萌芽，终于长成远大的志向与抱负。他一生追求并实践着的社会理想，与陶渊明笔下平和而宁静的“桃花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人享有自然的天赋人权，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平等，有自由，过着一种“怡然自乐”、幸福美好的生活。
宋教仁不到五岁便入私塾，诵读之书，无非孔孟。可他对儒家中规中矩、文质彬彬之类的说教不感兴趣，而专心于时事、军事、地理等方面的著述。1899年，17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就读，除继续研习四书五经外，还接触了数学、地理等新科目。他特别爱好兵、刑、名、法等其他诸家学说，“尤酷好历史舆地，许氏说文及古今政治诸书”，对天下山川形势，了如指掌。心怀大志、满腔激情的他，常与同学纵谈国家大事，每至动情之处，话语便如江河般倾泻而下、滔滔不绝。为此，大家便以“狂生”名之，一般同学担心受到牵连，不敢与他走得太近。可宋教仁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常与三五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邀游聚会，饮酒赋诗，高谈阔论。
如果说四年漳江书院学习生活期间，宋教仁的反清革命思想尚属自发的感性认识阶段，那么当他于1903年春以优异成绩进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接触到大批革命志士与先进思想，特别是结识黄兴之后，更是眼界大开，见识大增。此时的宋教仁，其反清救亡思想已上升到自觉的理性阶段，开始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之中。
1904年末，因策划发动推翻清廷的湘鄂起义失败，宋教仁不得不逃亡日本。留学东京期间，他对日本仿效西方经过明治维新施行君主立宪制后的迅速崛起感触特别深刻。随着视野的开阔、研究的深入与认识的提高，宋教仁一方面继续民族主义的抗清斗争，另一方面则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改造并取代中国封建专制政体为目标奋斗不已：在日期间，他因出色的组织才能与精湛的理论修养，深得留日同学赞许，被认为是“非徒有破坏力且有建设力”。排满反清是“破”，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是“立”。不破不立，打碎与毁灭不是目的，只是过程与手段，关键在于构建一种先进的秩序，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宋教仁努力追求的目标没变，胸怀与认识却在不断变化、提升与超越。活跃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宋教仁，既是运筹帷幄、折冲尊俎的革命家与组织家，同时也是一名宣传民主、推行宪政的理论家与政治家。
1905年1月，宋教仁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了“二十世纪支那社”，并以研究学术为名，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号召所有留日学生打破省区界限，实现广泛的团结与联合，为“树二十世纪新支那之旗于支那”而奋斗。不久孙中山抵达日本，与黄兴就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之事进行协商，宋教仁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1905年8月2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