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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男女真的“授受不亲”吗？
作者：张志君
“内外各处，男女异群，不窥壁外，不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互不通名。”这段出自《论语》上的话可以一言概括之，那就是孟子提出的“男女授受不亲”。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差不多都把纸上写的当成了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于足，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了一个误区。后世的一些读书不求甚解者或别有用心之人，因之大做文章，认为从孔夫子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就连一句话都不说，这实在是可笑。
从孔子到杨贵妃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段话中的南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国君卫灵公的夫人，她“把持着当日卫国的政治，而且有不正当的行为，名声不好”(大学者杨柏峻语)。这样一位女子，孔子还去见她，这除了说明孔子怀有一颗大仁大义、普度众生之心以外，还可以说明至少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上流社会是不避男女之嫌的。
这个时候还是处十“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礼制还不十分健全，因此，有人认为这条史料不足为据。那么，我们不妨再引几条汉朝的例子。
我们知道，汉朝自叔孙通裁定礼仪规范之后，可谓百礼俱备，但这个时候男女相见之事例却屡见于史书。
《汉书》上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西汉第八位统治者昌邑王刘贺，因为不守祖制，放荡不羁，在为其前任皇帝汉昭帝刘弗陵服丧期问，斗鸡玩狗搞女人，因此被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官封博陆侯的霍光等人所鄙视。为了使汉商祖刘邦开创的基业不至于毁在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手里，霍光决定奏请皇太后，废掉刘贺，改立新主。
在封建社会，废立之事可谓充满凶险，一旦失败，那就是犯了“谋反”、“犯上作乱”之罪，脑袋就要搬家。所以，霍光虽然当时在朝里极富威望，但也觉得仅凭一己之力，有些难以胜任，必须找几个帮手。
这些帮手找谁好呢?思来想去，霍光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姓杨，名敞，时任丞相，官封安平侯之爵位。但霍光是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不便于亲自去和杨敞商谈废立之事，于是，他暗派得力助手、时任大司农之职的田延年去杨府游说。
到了杨府以后，田延年把霍光要行废立之事说了出来。杨敞一听，心罩十分紧张，“惧不知所云”。田延年一看事情要僵，就假托起身更衣。杨敞的夫人是一位识时务的女子，她见丈夫已经听闻了废立大事，现在态度暧昧，恐怕不久就要大祸临身，心中十分恐慌。于是，她立即劝说杨敞：“废立是国家的大事，现在大将军霍光派大司农来告诉你，这是别有一番深意的。相公您若不与人将军同心同德，反倒犹豫不决的话，第一个遭殃的一定是您!”杨敞曾经给霍光当过大将军幕府司马，深知霍光的脾气，觉得妻子说的有些道理，但又不想过早表态。杨敞的夫人没办法，只好自己出面，“延年从更衣(处)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令”(《汉书·杨敞传》)。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了另外一件事。
汉景帝时，郅都为大臣，有一次景帝游幸上林苑——上林苑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交界处，方圆约二百多里。苑内放养禽兽，供皇帝射猎之用，并建有离宫、观、馆数十处，大文豪司马相如曾有《上林赋》记其侈。这次游幸，随侍的人不多，只有郅都跟在皇帝身后。
正在游玩之间，景帝却突然命郅都去召爱妃贾姬。贾姬当时正在厕所里，郅都当然觉得此时去叫正在“方便”的贾姬，实在是有些不“方便”，但汉景帝却很不高兴。后人论之曰：“帝姬处溷秽之地，使人臣亲往视之，无乃轻漫乎?”但景帝当时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
景帝的老爸汉文帝刘怛有一次游幸上林苑，袁盎随侍在侧。袁盎即爰盎，曾历任吴相、齐相等职，是当时有名的游侠，此人也向以侠义自许。这一灭与文帝同行的内宫眷属，除了皇后以外，还有一位谨夫人。谨夫人其时正得帝宠，所以，如日中天的她竟不顾礼节与皇后并排而坐，并且一点也不感到不安。袁盎突然豪气万丈，跨步上的，拉起谨夫人，把她推到皇后的身后。
西汉时男女之防小大，东汉呢?
提到东汉，人们往往会想到“强项令”董宣。董宣曾任洛阳令，光武帝之姊湖阳公主的家奴故意杀人，别的官吏一听说是公主府的人干的，都退避二合，但董宣却趁公主驾车外出之机，诛杀了恶奴。这一打狗不看主人的举动惹恼了公主， 纸诉状告到光武帝刘秀那里。刘秀想当和事佬，就命董宣与公主见面，想让董给公主赔个不是，磕个头，但董死活不叩头，因而落下个“强项令”的美名。
在这段史实中，董宣可是和公主见了面的。
东汉末年，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女文学家、女诗人名叫蔡文姬。其夫董祀犯法，蔡文姬光着脚，披散着头发，到曹操和一大屋子男人聚会的地方为丈夫求情，从死神手中救回了丈夫的性命。曹操听说蔡文姬来了，就对满屋宾客说：“故人之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愿把蔡女介绍给众人见面，也不避嫌。
《旧唐书》上说：“安禄山有边功，帝宽之，诏与诸姨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安禄山是有名的胡人将领，“诸姨”指的是杨玉环姐妹，“妃”指的是杨玉环本人，“帝”是唐玄宗。玄宗皇帝只因为安禄山立有军功就让他与贵妃的姐妹来往，并且与贵妃“宴饯结欢”，这说明唐朝人男女之防并不是很大。
到了宋代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男女之访开始森严起来。
不药而卒的胡氏、死而复生的陈氏
大约从明代开始，官修的史书《烈女传》中增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内容。
《明史·烈女传》载：“胡氏，会稽人。字同里沈裹，将嫁而袠构父难……轰扶父丧归，比服阏，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月，袠卒，胡哀哭不绝声。尽出妆具，治丧事。有他讽者断发毁面绝之。终日一室中，即同产非时不见。晚染疾，家人将迎医，告其父曰：‘寡妇之手岂可令他人视。’不药而卒，年五十一。”
这位被列入《烈女传》的胡氏为亡夫守节，恪守“男女授受不亲”已到了痴迷的程度，身患重病也不肯请医生诊治，原因就是因为医生是男人，而其时的医生诊病须碰病人的手(切脉)，所以竟不治而死。
这种烈女是唐以前所没有的。
再看一个“明史》中的例子。
《明史·烈女传》载：“陈节扫，安陆人。适李姓，早寡。孑然一身。归父家，宁志坐卧小楼，足不下楼者三十年。临终，谓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楼举之，气绝窬时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辈至此?’家人惊怖而下。”
这位陈节妇恪守男女之大防已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仅生前不与任何男子见面，而且死后还不准男人走上楼抬她的尸体。这种行为，唐以前的史书中也根本没有记载。
宋代虽然产生了程朱理学，但《宋史·烈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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