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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相公”王安石的历史悲剧

作者:木 风




  从仁宗时代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到徽钦二帝的“靖康耻,犹未雪”,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花了短短100年时间。而这份亡国的罪状书,很久以来,都由王安石一个人背负了。
  直到近代,对王安石的评价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梁启超说他是“三代下唯一完人”,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
  他和他的改革,真相到底如何?
  
  最好的士大夫
  
  王安石首先是个文人,一个文章和道德都无可挑剔的文人。
  1041年,宋仁宗庆历元年,20岁的王安石给父亲守满了三年孝,从江宁出发,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开封。当时的文化名流曾巩,欧阳修,一看他的文稿,惊为天人。第二年,科举应试之日,王安石的锦绣文章,被主考官一眼相中了。
  卷子送到仁宗那儿后,发生了意外。
  一句“孺子其朋”,让仁宗皱了下眉头。这是周公训成王的话,意思就是“你这年幼的王啊,今后要和群臣融洽相处”。区区一个王安石,竟敢用这种口气对答天子考题?仁宗再读下去,觉得文笔冷峻峭拔,很不对胃口,便把他降为第四名。
  第四名就第四名吧。关键时候,人品立显。王安石没有酸溜溜地说状元本是我的,也没有矫情地说我本才疏学浅,总之,他严肃而平静地接受了平生第一个职务:淮南签判。
  从这一天开始,他在地方上一呆就是25年。他喜欢《周礼》,卷不离手,但他看的不是文学,而是政策,他要看看那些上古的朴素政策,有哪些可用于眼下的政务。
  到鄞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当知县时,王安石走遍了14个乡,兴修水利,兴建县学。最重要的是,他开始尝试把官粮低息借贷给农民,秋收以后再还给官府——这是日后“青苗法”的第一次实地预演。正是这次试点的成功,让王安石坚信以《周礼》为蓝图的改革是可行的。
  于是,王安石给仁宗写了一封万言书,情真意切地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种种思考。御书房内,人到中年的仁宗,翻开了这卷沉甸甸的奏折。久违的王安石风格扑面而来,冷峻如昨,犀利如常。
  然而以温文尔雅著称的仁宗,正因后宫无子,整日被包拯、韩琦等一千老臣催问继承人问题,恨不得撞墙才好。万言书来得实在不是时候。
  他冷冷地将奏章放回原处,仿佛王安石从来就没有呈递过。
  得不到回应的王安石,心里也很清楚,变法时机还没到,他继续埋首自己的改革试验田。朝中不少大臣如欧阳修、韩琦等,都非常赏识他,几番邀他人京,却被他一一回绝。
  钦差把入京的圣旨带到了王安石家门口,他竟然极富想象力地躲进了茅房。钦差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而他抓起圣旨一路狂奔,还给了钦差。
  在北宋这样一个崇尚文士精神的社会里,王安石无疑成了士大夫的领袖、精神的贵族。
  
  最超前的改革家
  
  1067年,年仅20岁的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20岁,对于现代人来说,还是上网聊天、结伴出游的青葱岁月,但是在940年前,这个毛头小伙子,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夹击。《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八荒争凑,万国成通”,《清明上河图》画的市井繁华,都是脆弱的表象。国库里没有一分钱,一年挣多少,就花多少,一个子儿也不剩。那么多官僚、那么多军队、那么多佛寺道观,一张张嘴都在等着钱,辽、西夏、金,侵之掠之,无一日安宁,开战也好,求和也罢,还是系于钱。
  20岁的神宗,肩负着巨大的压力。他想创造一个比仁宗更好的时代,他想向世人证明自己也能收复山河、堪比汉武。他还是太子时,就对王安石的万言书推崇备至,现在,他迫不及待地召王安石回京。
  那一夜,仿佛是周文王找到了姜子牙,刘各遇见了诸葛亮。
  神宗急切地问:天下怎样才能大治?
  王安石答道:先要选对施政的策略。
  他又问:唐太宗的政策怎么样?
  王安石肃然正色:陛下应该效仿尧舜,何必要学唐太宗。
  神宗的1069年变成了王安石一个人的舞台,他像一颗大彗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官拜参政知事(副宰相职),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权倾朝野,政界为之变色。当时的五个宰相里,除了王安石外,曾公亮年迈管不了事,亲历过范仲淹改革的富弼告病假,唐介没多久就死了,剩下一个赵抃叫苦连天。时人讽刺说:我们这五个宰相,正好是“生老病死苦”。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天地所生货财百物,皆为定数”,财富不藏于民,就藏于国。王安石变法,本质上就是让国家干预经济,达到聚富于国的目的。青苗法,官府是粮食的借贷银行;市易法,衙门做起了垄断生意,均输法,朝廷要进行中央采购。唯一得到众人赞同的募役法,就是劳役的货币化经营……你不得不惊叹,王安石,他的思想,他的政策,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几百年,甚至1000年。
  超前,注定了王安石是孤独的伟大者,宣告了他的改革必将惨遭失败。
  
  最拗牛的人
  
  变法把北宋王朝拖入“党争”的漩涡,朝廷空前分裂。
  一边是“熙宁新党”,但除了王安石外,没有一个是正直的人,可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是带着一群来路不明的人在办事。另一边是“保守旧党”,非但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社会精英,还有韩琦、文彦博这批曾与范仲淹一起改革的旧臣。
  不仅仅是他们的目光不及王安石深远,更大的悲剧源于改革者自身的性格。北宋谁人不知,王安石诨名“拗相公”?
  他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时随手抓到什么吃什么。有一次仁宗设宴,王安石面不改色吃掉了茶几上一盘鱼食。难得请客的包拯招待同事,不胜酒力的司马光都喝了几杯,王安石却死活不举杯。
  变法开始后,王安石性格里的拗劲,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让他看不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比方说青苗法。青黄不接的春季,官府低息贷粮给农民,秋收后农民再按息还粮。王安石夸海口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两全其美。
  但结果呢?一个农民敲开了县衙的大门,官吏说,借粮?可以,先填申请表吧。农民是个文盲,花钱请了书吏,交了表,石沉大海。一咬牙,掏钱,给官吏好处费。到了还贷时,一算利息,好家伙,竟是原定两分利的35倍!王安石的改革至此成了一场黑色幽默。
  老天也不作美。熙宁七年(1074年),大旱,民不聊生。宦官郑侠画了《流民图》献给神宗,哀哀哭泣:这是天怒人怨,只要您肯停止变法,十日之内必会下雨;如若没雨,我以人头抵欺君之罪。
  这就是“宋朝第一忠谏”。神宗无奈,诏命: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
  三日之后,倾盆大雨从天而降。
  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王安石知道,他再不会有神宗倾其所有的信赖了。
  罢相、复职、再罢。终于,王安石回到了江宁(今江苏南京)。在听到最受好评的募役法也停止推行后,他拂衣悲喊:“亦罢至此乎?”1086年,王安石抑郁而终。
  执著和固执、一往无前和一意孤行,就像硬币的两面。然而恰是这一种“拗”,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王安石可爱又可悲的背影。他像一个闯入官场的犟小孩,掀起了滔天党争,但“政敌”司马光依然敬重他的赤子心;他断送了北宋王朝,但1000年后的史书却读懂了他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