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黄侃:亦庄亦谐真醇儒

作者:王学斌




  提起黄侃,大概今人脑海中多会浮现出一位放浪形骸的狂徒形象。随意骂人、反对白话文、脾气古怪、贪嗜美食,这些即使算不上是斑斑劣迹,也多为负面新闻,而其博大精深的学问倒是少人问津。其实曾任教于国内多所名牌大学(黄曾先后执教鞭于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山西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黄侃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国学大师,其在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的造诣着实令人叹为观止,绝非一两个诸如“疯子”、“狂徒”的词语所能概括得了的。纵观黄侃短暂的一生,堪称“怪杰与醇儒的奇特结合体”。
  
  怪癖“专业户”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青石岭大樟树人。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黄侃的个性的确颇为怪异,时常有不可思议之举,简直是怪癖“专业户”。大致算来,有以下5个方面。
  第一,黄侃最讲究吃喝,喜好美酒佳肴。他只要得知有某物自己未曾品尝,必千方百计得到,以饱口福,并且为了吃上这些美味佳肴不惜出尽洋相。
  黄侃是同盟会会员。有一天,他听说一些会员在聚餐,但没有请他。他明知是因为自己曾骂过其中一些人,可怎奈肚中馋虫作怪,于是就不请自来。那些人一见是他,吓了一跳,随后又装得很热情,邀他入座。黄心知肚明,二话不说,坐下就挑好的吃。吃完之后,他留下一句“好你们一群王八蛋”就赶紧跑了。
  即使后来身为人师,黄侃也没能改掉这个“馋嘴”的毛病,并且毫不理会学校的规定,经常变换借口要学生替自己“埋单”。有一天,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碰巧看见黄侃也在隔壁房间请客,他赶紧过去向老师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直到这个学生请的客人都到齐了,还不让他走。情急之下,这个学生灵机一动,就把伙计叫来交待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算在我的帐上。”黄侃一听,正中下怀,就对学生说:“好了,你走吧。”学生这才得以脱身。
  黄侃讲授《说文解字》,学生都觉得晦涩难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试时,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有学生上他的课时,就投其所好,凑钱办了一桌酒席,请黄侃赴宴,黄侃欣然前往。这一招果然立竿见影,期末考试时,学生全部及格。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后,责问他为何违反校规,吃学生的请。黄却理直气壮地说:“他们这些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就是凭着这股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和“好酒好菜,放马过来”的精神,黄侃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黄侃每到一处,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头疼脑热,只要有酒有菜,他立马就精神百倍,推杯换盏,狼吞虎咽,颇有些吞食天地的架势,难怪有人戏称他为“老饕餮”。然而,食多伤胃,酒醉伤肝。黄侃饮食从不节制,贪恋碟中之食,杯中之物,导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后仅得中寿,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黄侃自视甚高,恃才傲物,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方法,对于新派的主张很是反感,时常为此破口大骂,其好骂人的名声多半是由此而来。
  黄侃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当教授。1917年,陈独秀受校长蔡元培之邀,也来北大当文科学长。两人因而成为同事。陈独秀以北大为阵地,主办《新青年》,宣扬白话文和新文学,倡导新文化运动。黄侃也不甘示弱,主办《国故》月刊,倡导国故,企图与《新青年》相抗衡。陈黄二人各自成为新旧两派的首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争论。
  其实黄侃同陈独秀的争论还不算什么,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黄侃骂得最惨、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暴得大名”的胡适。胡适和黄侃同在北大任教,但两人分属新旧阵营,素不相容。黄侃每次见到胡适,总要嘲讽、奚落一番,胡适知道他平日好发“疯”,且比自己年长,于是每每谦让。
  一次胡适去赴宴,刚好黄侃也在场。席间胡适偶尔和人谈起墨学,滔滔不绝。黄侃听得不耐烦了,突然在一旁骂道:“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知道黄侃“疯子”脾气又发作了,假装没有听见。黄侃见胡适不加理会,于是心生一计,又接着骂道:“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听后,忍无可忍,指责黄侃不该骂他的父亲。黄侃却微笑着说:“你不必生气,我是在试试你。墨子是讲兼爱的,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结果全座哄堂大笑,弄得胡适哭笑不得。
  胡适一生著述颇丰,洋洋洒洒数千万言,学界中人大都十分佩服。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许多有代表性的著作都没有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原因之一是太忙,二是兴趣太多太杂。黄侃等旧派中人常以此诟病胡适,有人还呼他为“上卷博士”。黄侃还曾拿此事在课堂上当作笑料。他对在座的学生说:“昔谢灵运为秘书监,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问其原因。黄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边没有了也。”全场哄堂大笑。
  对于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黄侃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一有机会便提出来大骂。有一次,他上课时谈到文言文的简明,就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优劣和价值,假如不以字多为优,不以花钱多为贵,请看下面的例证:某留学生在美,其母死在家乡,电催奔丧。如用文言文发电报,用‘母死速归’4字足够了。无论识字与否,一看一听就明白,不必多加解释,如用白话文,则必云:‘你的妈妈死了呀!赶快回来吧!’4字变成了12字,再加上两个叹号,电报费增加了两倍多,孰优孰劣,不辨自明。”很明显,他将矛头对准了大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
  平心而论,黄侃站在旧派立场上反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化主张,实在是逆潮流而动,不太光彩。加之黄出言不逊,大都是些村夫骂座的路数,着实有损其国学大师的形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黄的这般举动倒也颇能体现他真性情、无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名“另类君子”吧。
  第三,黄侃脾气古怪,行事怪异,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让旁人感觉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黄侃和居正是湖北老乡,且曾在辛亥革命时期并肩战斗,关系极“铁”,堪称至交。有一天,黄侃去拜访已经高升为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的居正。门房见黄侃的外表和衣着有点儿土里土气,不太像有身份的贵客,照例回以“院长不在家”。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慌了,赶紧跑上去紧拉黄的衣袖,一边吆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黄侃性烈如火,当下大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个大口子。这下惊动了里面的居正,他三脚两步跑了出来,一看是黄侃,自知不好收场,连声叫道:“季刚!不要理他!”又回过头来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门房也还机灵,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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