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

作者：张梦阳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鲁迅的形象被扭曲了，一些群众心目中的鲁迅只是一味斗争。其实这并不是鲁迅自身的本原思想。
　　那么，鲁迅的本原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鲁迅在1919年11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
　　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基础是“做人”，关键是“合理”。没有人，何谈幸福?“做人”不“合理”，幸福又自何来?
　　那么，什么是合理呢?这是中外哲学一直探究的问题。
　　鲁迅明确而反复地阐明了自己判断事情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那就是生存。无论遇到怎样的诡辩，都不要动摇。正是基于这种坚定不移的明确观点，他于1925年4月22日在《忽然想到六》中坚定地说道：
　　我们日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
　　不到一个月，即1925年5月8日，鲁迅又在《北京通信》中重申这一观点，又解释道：
　　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因此，鲁迅的生存、温饱、发展观，也就是幸福、合理观，是幸福、合理地生存与发展，既不是苟活，也不是奢侈与放纵。
　　在生活中，鲁迅也是讲究余裕，不主张绷得过紧。因为他认为：“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所以他主张中国书也学西洋书的样子，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不要像有些中国书那样，搞得很挤，使人产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很少有“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讲述学术文艺的书，也可以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力，使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
　　当然，鲁迅绝对不是那种贪图享乐的保命主义者，他对那些纯粹追求荣誉、财富和感官快乐以及缺乏精神信仰的人一直充满了鄙视。鲁迅认为这一直支配着现在的人。因而，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单有‘我’，单想‘取彼’”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是不行的，必须“合理的做人”。这样，重又归溯到“合理”上去。集中到一点，所谓“合理”，就是要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强调：“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这就是说，要树立合理的道德观，必须使自我与他人两利。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不合理，也是不道德的。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
　　鲁迅对自己的要求则是更高的境界，这就是为了孩子，为了他人，而“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
　　把一味斗争的鲁迅的扭曲形象，还原到本原思想上来，对于当下建设小康生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