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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氏父子：开创中国速记新纪元
作者：周耿宁
近几年来，无论是全国“两会”，还是国内的一些重大会议、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台旁总会安放一排特殊的加坐，那里的几台便捷式电脑前端坐着几位静雅的姑娘，她们用灵巧的双手、不停敲击着手下的键盘，将倾听到的语言，凝固成文字，记录下了一幕幕历史的真实。这些被称作“速录师”的网络时代的速记高手能够从容地做到“会议毕，信息入，文稿出”。她们的神速总是令在场的人们难以置信，又赞不绝口。
这种中文速录法最快的录入速度每分钟能达到500字，匀速录入也可达到每分钟200字以上。一双平凡的手，何以创下如此神速?她们手下的键盘又藏有怎样的奥秘?这就不能不提到“亚伟中文速录机”的发明者唐亚伟。由他开发、研制的中文速录机所用的“亚伟速录码”是国内首创、国际先进的一项高科技专利发明。这项技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规范，只需使用12个拉丁字母进行组合(每个音码用1—6个字母)即可输入国家标准字库中的全部汉字。并且运用特定的省略方法，一个编码可表示两个或多个汉字，连同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数学符号、拉丁字母等都可以同时用编码输入，无需切换即可随时击出。
作为我国中文信息学会速记专业委员会的首任会长的唐亚伟，虽已91岁高龄，思维依然敏捷，每当谈起中国速记事业的发展，他总是感慨不已。他说，自己的一生就是追求效率的一生。
而如今的人们能够真正地享用到“速录机”带来的高效率，还应归功于唐亚伟的儿子唐可为。唐可为是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中国速记学会副理事长、北京速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为了传承中国速记事业，使它进一步发扬光大，十年前，他辞去了工作，踏上了一条由父亲用毕生开辟出的中文速录机研制、开发的探索之路。也正是这份子承父业的执着，才使得中国速记事业在走过又一个十年的艰辛历程之后，再度开创出了一个新纪元。
父亲：唐亚伟的速记人生
速记业在中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作为我国著名的速记教育家和汉语语言学专家，唐亚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速记史的见证人与探索者。
唐亚伟自幼学业优良，写得一手好字。年轻时代的一次偶遇，改变了他的人生。一天，在南昌旧书摊上他看到了一本我国最早关于速记的书——《传音快字》，读着读着，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爱不释手。从此，他开始立志将探索速记学的奥秘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半个多世纪以来，唐亚伟始终坚持把学科的创立建立在对劳动实践的加工整理上。早年，他在给所在大学的校长当书记时，每天都要记录校长口述的大批公文、信件。为了提高效率，他就试着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表文字。不久，他又结合汉语的结构、读音、语法学、词汇学原理，吸收国际最新的速记学原理，创造出了“流线体中文速记音符总表”和“字符略法表”。1934年，年仅20岁的唐亚伟发明了《亚伟式中文速记学》。这项发明开创了中文速记的先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38年，他又出版了《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
为了满足社会各方对速记的需求，唐亚伟开始以办学来推广速记法。1939年，“亚伟中文速录学社”正式成立。1942年春，学社又更名为“亚伟速记学校”，由冯玉祥将军出任学校董事会董事长，陶行知、李公朴、顾执中等知名人士担任董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对速记工作非常重视，中国速记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期。当时为了学习苏联，中央的重要部门也都有速记员编制，国务院各部委也都配有速记员。政府部门对速记员的大量需求，使得当时的亚伟速记学校，除了北京的总校外，上海、南京、杭州、兰州、重庆、新疆以及香港都设有分校。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亚伟速记学校开办的专修班，半年一届，直至4955年，一共办了13届，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专业人才。当时，外交部也特别重视速记员的培训，部内还特别办了速记班，由唐亚伟的学生执教。
1955年，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批准，我国成立了第一所政府开办的速记学校——，北京速记学校，仍以“亚伟速记法’为教材。尽管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速记方式有许多种，但亚伟速记法始终是流行最广的一种速记方法。
一路走好的速记事业，在“文革”中也难逃一劫。当时，速记符号被视为密码、异端废止了，北京速记学校被迫停办：唐亚伟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可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唐亚伟仍坚持研究他的速记学，并创出了“汉字快速记录法”。
20世纪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时间、效率、速度得到大力倡导，已年过半百的唐亚伟看到了新的希望，似乎一下子焕发了青春。他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速记知识，分门别类地加以总结，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打字速记法》、《ABC记录法》、《速记机研究》等设计方案，为速记机械化、电子化开拓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1981年，唐亚伟当之无愧地被推选为北京市速记协会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从此，他一边从事领导工作，一边从事速记技术的研究、开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由于中文方块字的特殊性，中文速录机的研制成为了一道不易攻克的难题，不得不使中文速记长期停留在手录阶段。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司法速记工作者协会会员简尼芬访华，专门拜访了唐亚伟，并用随身带来的一台美国速录机进行了现场表演，同时提出希望唐亚伟也能尽快发明出中文速录机。面对强者的目光，唐亚伟哪能不心焦，他想“其实我早已有了中文速录机的研发方案，只是无力开发而已。”从此，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速录机。
带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唐亚伟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信息社会，追求快速度、高效率，中国应该有本民族语言的先进速记设备。”
父子联手：“中文速录”悄然崛起
“我们中国人也能造出自己的速录机。”这是唐亚伟在20世纪90年代初给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封信中许下的坚定诺言。当时，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是：“如果您能够研究出速录机，我们愿意在法院试用推广。”
从1993年起，年近八旬的唐亚伟便根据自己的设计方案，又开始了电脑速录机的研发工作。为了支持父亲的事业，当时36岁的唐可为辞掉了工作，与父亲一道投入到了速录机的研发中，为了获得资金上的支持，他们又找到了晓军电脑公司作为合作伙伴，投入数百万元进行合作开发。
众所周知，汉语语言是一种非常深奥的文字语言，光是同音字就异常复杂多变，要从中找到编码的规律谈何容易?为了尽快研究出新的速记编码使速录机能够与电脑连接使用，唐可为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心血。在1993年的近一年时间里，他带领着研究小组一天只睡3、4个小时，边研究边总结改进，常常深夜一、二点还在开会研讨。
由于唐亚伟最初的方案设计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攻关，第一代亚伟中文速录机终于成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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