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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没有一届王朝能绵延不绝地持续下去，没有一家一姓能让江山永固。比如秦始皇，忙活了那么长时间，杀了那么多人，光长平一役，赵国就为这个秦始皇的大一统付出了四十万士兵的性命，但是上天似乎并不照顾始皇家，小板凳还没暖热，就被人踹出局了。更有意思的是，中国每一届新王朝似乎都不傻，他们在坐稳江山之后，整个心思都放到江山永固这一方面了，特别是在吸取前朝灭亡教训方面最积极，每个朝代的开国君主都会搞中央集权这一老把戏。士大夫们在这方面也不甘寂寞，纷纷献言献策。比如范仲淹改革、王安石改革、张居正改革，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还有那不赞同改革的，比如苏轼，干脆认为富强对一个政府来讲并不是好事，并且举例说秦强隋富，但是国运却不长，还不如按老规矩老传统，以仁义示人，以德服强邻，打不过咱就不打，能打过咱也不打，苏才子倒是不幸言中了，北宋南宋虽然病病歪歪哼哼叽叽的，但是寿命反而在中国的朝代中名列前茅。这导致我们直到今天，给中国的传统政府开不出一个公认的药方来，比如，汉武帝与文景之治，哪个更好呢？更重要的是，哪个能江山永存呢？王朝末年，人口超过了警戒线，作为皇帝本人，饶是再英明，个人品德再完美，那又如何呢？更何况，一般的执政者在自身道德与执能能力上本无值得称道之处！
总之，中国传统政府是低能的，这种低能除了因农民本身的蒙昧而对它没有促进以外，更多的是它自身的痼疾。
【一】传统中国政府就是个事实上的大农户
传统农业政府每日里关心的就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天事：天公没有干旱，雷公没有雨涝，黄河没有决口，运河没有淤塞，蝗虫没有飞来，疫病没有袭来。种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种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与低能是中国传统政府的特色。我们常规的说法是小农经济导致了官僚主义。还有，中国政府是靠天吃饭的，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这与西方的一些商业国家是有很大区别的，商业国家是靠人吃饭，靠冒险吃饭，靠交易吃饭，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商业政府的高效与高智。
中国传统政府关心的另一件事是人事：雇工没有偷懒，佃户没有漏租，官员没有贪污，农民没有起义，生意人没有耍奸，读书人没有谤政。围绕这些人事，政府的牧民政策就是愚民，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至于读书人，一读书就变得很不老实，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把科举的笼头戴到他们头上，还在上面加了一个文字狱做成的紧箍咒，即使他们当官了，什么时候想勒勒笼头，念念咒，都随政府的便。如此情况下，中国传统政府的日子总的来讲是舒坦的，舒坦到执政者无需打理他的天下，比如万历深藏内宫，不理朝政，而他治下的整个国家机器仍会按照惯性继续运作下去而不出什么大的纰漏。于是，管理技术不需要提高与进步，执政者的执政素质也就永远在一个最低的水准徘徊。这种水准，在解决传统问题时就很吃力，比如赋税改革，比如农民起义方面。解决不好，政府整个就玩完了。更关键的是，这种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缺陷使得中国的王朝统治者在面对异质文明的时候，既无积极的反应，不得不反应时又缺少有效的措施，整个一个无所措手足。比如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代对中国做出战争行为之前，要求的只是商业贸易与平等外交。但是这些新鲜玩艺儿，不只明朝的统治者不明白，清朝十几个皇帝也不明白。这种不明白跟一个帝王的英明与昏庸根本没有关系，甚至跟整个统治集团的腐败也没有关系，而是几千年的农业政府自身的痼疾所决定了的。一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蒙昧于世界大局，再英明的帝王也在局内！一个人没有本事掂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大地，一个帝王，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的皇帝耕帝籍田，只是一种象征，而1769年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却真正耕种了一块土地。异域皇帝的这种实干精神真是让我们感叹不已。
【二】传统政府的重农思维
政府知道，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来源和基础；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农业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贾谊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管子在《牧民》篇里强调：“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鉴于此，政府总是耐心地劝民务农，并且不惜以身作则——皇帝耕帝籍田，皇后去采桑。特别是耕帝籍田，已经成为政府每年要举行的国家仪式之一：每年的孟春之月（每季被分为孟、仲、季三段，孟春是立春至雨水这段时间），皇帝要选择合适的时辰，耕帝籍田（用来供应皇家祭祀的农田）。皇帝亲自用车载着犁铧，放在陪衬的护车武士和驾车的人中间，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帝籍田亲自耕作。天子推犁三下，三公推犁五下，其他诸官推犁九下。虽然这只是一种纯粹的仪式，百姓们从中领教的，只能是它的象征意义，但是其导向则是十分明确的。这里插点闲话，西欧政治经济学中重农学派的鼻祖魁奈隔着千山万水，对中国皇帝亲自耕田的镜头向往不已。只可惜他老兄不是皇帝，不能亲自尝尝“犁子”的味道，但他是凡尔赛宫的御医，于1756年通过庞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籍田仪式，十余年后，他又用中国皇帝亲自扶犁来劝导皇太子——路易十六，促成路易十六在1768年举行的一次宫廷典礼上，亲手拿着用丝带装饰的耕犁模型在众人面前展示。一年后，也就是1769年，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使用一张完全与真的农具一样大小的犁，耕种了一块土地。异域皇帝的这种实干精神让我感叹。维多利亚时期的诸多贵族包括维多利亚女王的那位来自德国的丈夫在内，都对农具改进与农业技术等活计深感兴趣并且亲自设计与操作，相形之下，农业大国中的中国贵族与知识分子本身对于农业的重视却仅仅停留于口头与仪式上，从来不屑于并且轻视稼穑之事，这一点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政府为了鼓励大家务农，按“士、农、工、商”，把国民分作四类，农民竟然被排在第二名，地位够高了，仅次于士。而士们，并不喜欢劳动。孔家老二不但自己不种庄稼，还特反对学生们种。攀迟问“稼”与“圃”，孔家老二就背后嘀咕这学生是小人。孔家老二还特小资，“席不正，不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没想到亚圣孟子比前辈还要装嫩，干脆连厨师与屠夫都视作小人了，说：君子远庖厨。看这些圣人的发展苗头，可能达到“君子不吃饭”的地步呢！
君子可以远庖厨，可小人不行，所以孟子见梁惠王，提出了自己专为小人们设计的温饱计划——“使黎民不饥不寒”：“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小的时候，我家喂过猪，我的理想是：猪喂得越胖越好。所以说，对人来讲，吃饱并不是最高理想，因此孟子又给梁首长画了一张小康蓝图：每家都有五亩宅地，住房周围种桑养蚕，50岁以上的人可以穿绸。每年养一些鸡、狗、猪，70岁以上的人就都有肉吃了（忽忽，估计那时候蓝天六必治就上市了吧，所以七十岁的人牙好胃口也好）。每家再有一百亩地，八口之家就可以吃饱了。
由此看来，中国农业政府也没什么高远理想。它考核地方官的时候，首先要看的就是这官员在任时，生齿是否增加，荒野是否开垦。一句话，多生孩子多种地。政府对农业科学的研究，也仅限于如何让粮食增产等方面。至于农民，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两眼朝下，土里觅食，当然就都成了陈胜所看不起的“燕雀”了。他们朝起夜睡，锄禾日当午；民心纯朴，甘其食，美其服，不睡在皇上身边，也就没有野心家的目标。总之，劝民务农在取得地利这一经济目标的同时，还兼有了陶冶民心的政治教化功用。《吕览·上农》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我感觉，农民种地与知识分子练书法是一个道理：陶冶情操！总之，统治者重农，怎么着也避免不了愚民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