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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外法权，中国政府觉得委屈，西方人也觉得委屈。凭什么当官的一句话，就可以拉出去斩了，连个辩护都没有？中国政府认为，官老爷一拍惊堂木，再打嫌疑人几板子，就全妥了。法律规则不同，战争规则也不同。比如林钦差的全民皆兵术——林钦差悬赏居民：俘获英船一艘赏银十万，破坏一艘赏银三万，活捉义律赏银五万，提义律人头来见，赏银三万，俘杀白夷五百，俘杀黑夷三百（呵，中国人也知道黑夷便宜些）……尽管中国百姓们到战争结束时也没有一个人能发笔这样的小财，但是英夷政府不愿意了，斥责中国仍然把“消灭生命作为战争的目标”。他们不知道，中国最漠视的就是生命，这是中国的传统。从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降卒四十万到满洲人入关所制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从朱元璋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再到满洲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政策的推行，我们都可以看出，不重视生命、不重视生命质量，乃是从政府到民间的主旋律思想。这一思想解我一惑，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漠视生命，漠视生命的质量，才导致中国人口的过分膨胀。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重视自己与子孙的生命与生命质量，就不会过度生育了。这种过度生育让初识中国的葡萄牙人谣传：中国女人每月都要生孩子，一胎可以生五个（范礼安《论中国的奇迹》，参见裴化行之《利玛窦神父传》）！葡萄牙人不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是，凡有钱有势家的男人，可能每月都有老婆给他生孩子，或者，同时有五个女人给他生孩子！与中国相反的是，西方强盗最在乎小命，比如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的康沃利将军在约克镇向华盛顿集体投降。本来康将军想跑来着，可是一看跑不了，就写信投降，很有大将风度嘛。大事不好，赶紧逃跑，逃跑不得，就赶紧投降。

　　规则的不同，导致误会不断。比如鸦片战争开始前，英方按照西方的战争规则，要向中国下宣战书，奈何中国政府只接过周边蕞尔小国的朝贡信，只遭遇过周边游牧民族的偷袭，哪里领教过这种骑士游戏？所以，当英方为了羞辱林则徐而故意选择厦门作为递交宣战书的地点时，更滑稽的事情发生了：英方派小船悬挂白旗，前往厦门港口递交宣战书，可中方不知白旗是什么玩意儿，正如鬼子不知道关天培的船上挂红旗只是指挥船上的一般仪帜一样，中方开火了。如是三次，英国人的宣战书自始至终没有送出去，可他们不愿意如此不文明，最后把宣战书放到了酒瓶里，希望它能漂到中国政府手里。

　　9.战争初期，中国一直是捷报不断，关键的是，宁波地方当局还把一个捉到的夷妇传为英国女王的妹妹。这点我信，因为大明的海上剿匪英雄朱纨在自己的剿匪战报中，汇报说自己逮了佛郎机（明朝那时候还分不清葡萄牙与西班牙，只好统称佛郎机。葡萄牙占了马六甲，明朝就又分不清马六甲与佛郎机了）的三个国王——马六甲国王的弟弟、儿子，还有孙子！可葡萄牙当事人达·克路士在《中国志》里记载说：中国军事长官找了个四个比较神气的葡萄牙俘虏，要求他们假扮马六甲王。而且，他们俘获的衣物中，有一套衣服据说是马六甲王的，他们马上要求照原样再做三套，让四个葡人穿上。同时把捕获的百名中国人全部杀掉，只留下四五个人，让他们来证明那四个神气的葡萄牙人是马六甲国王。这样，朱纨他们得到的奖赏将更多……总之，历史在重演，蒙骗在继续。道光皇上被糊得特高兴。但我想，道光肯定很纳闷，捷报正频传着，怎么英夷就打到了天津？道光还不算太可怜，打到天津，就不给你假新闻了，还算够哥们儿。像李煜、陈叔宝那些爷，人家打脚底下了，才知道的。

　　10.有关战术问题。对英夷的坚船利炮，关天培开始演出三国演义里诺葛亮那一套——疑兵计！他命令士兵们围着炮台后的小山不断地转圈儿跑，以造成增兵无数的假象，英夷起初不明白我们在干什么，等明白后，他们哈哈大乐。不怪关壮士，因为英夷用的是近代武器，不需要三国里的计谋来辅助。可惜的是，技术不够道德凑，似乎是我们最盼望的结果，就像体制不好就盼望清官一样，实力不行，关天培只有战死。他的死，甚至赢得了对手的尊敬，他们以小炮代替礼炮，为关天培的尸体送行——“对一个勇敢的仇敌表示尊敬”！如果说，关天培的疑兵计让人感觉可笑的话，那广州参赞将军杨芳的尿桶计就让人可气了——杨芳看到英舰英炮如此邪门，认为他们可能用的是妖术，所以他要以邪避邪。什么最邪呢？不知这位被封作“果勇侯”的老名将怎么想的，反正他在广州城遍收女人尿盆，弄到木筏上，让尿盆口集体朝着敌人的大炮方向。中国女人在中国的主流思想中不是好东西，那尿桶更是不堪了，谁知道西夷并不怕咱们的尿桶阵，所以杨芳大败，不但丢了炮台，还把恁多尿桶也丢了。时人有诗赞曰：

　　杨枝无力爱东风，参赞如何用此功？

　　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昔日的“丑夷”在鸦片战争后变成了“贵国”，昔日的“上国”开始不得不争取“敌国”（地位势力相当的国家）的待遇。

　　杨芳虚报战功，皇上就传谕嘉奖他：畅晓军务，先声夺人！皇上哪里知道，他的将军已是臭声夺人了。我觉得杨芳这种战术堪称寡妇式战术，直到解放前夕，中国豫西南还流行一种风俗：抢寡妇！如果一个女人成了寡妇，也就意味着随便某个野男人便可以抢你回家，成亲三天之后，男方再上女家送礼道歉，这事就算成了，寡妇虽然可以任人抢走，但是她有一件有效武器，这件武器就是女人的小裤头，最好是月经带，寡妇若当场解下这些小物件对着男人摇晃，男人认为沾上这些亵物就会终身倒霉，因而望风而逃，问题是英国大炮不是咱中国的光棍，不吃这一壶。

　　如果说杨芳的战术令人可气的话，那么扬威将军奕经的战术，就可悲了。作战前，奕经听说西湖关帝庙最灵，就去抽了一签，上面书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后来奕经又做了一个梦，于是他把梦与签合到一块算卦，最后决定：1842年3月10日四更时分出兵，这个时间便是虎年虎月虎日虎时虎分。战争结束后，英夷对清兵尸体的描述中有如下句子：他们的帽子有一种特别的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身后……也就是说，为了配合统帅在关帝庙抽的签和在被窝里做的梦，我们的士兵，干脆被打扮成了老虎的样子！这种战术若能打胜，倒真是见鬼了！

　　11.琦善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英夷说出“贵国”、“贵特使”等客气话的大清官员。在此之前，我们都直呼人家为“尔”、“尔国”、“尔等”。我不知道，“尔”换成“贵”，中国政府是什么滋味，但我猜，让一个老男人在酒桌上跟他眼中的所谓儿辈行拳，酒过三巡后，他由“爷儿好”，被迫改为“哥俩好”，“爷”心中肯定不是滋味。其实外国鬼子们心里也不是滋味，满清朝廷统称人家为夷，偶尔有个区分，也是简单的根据外表特征，比如把荷兰人叫作红番，听着像是红薯蛋似的。荷兰国小人轻，红薯蛋就红薯蛋吧，无所谓，可英国人就不乐意了，在《南京条约》中特别加一上条款，一律不准叫俺“夷”。不准叫，俺偏叫，咸丰皇上在自己的手谕中，不但叫夷，还在夷前加个丑字，丑夷；民间义士叫丑夷都觉得抬举了他们，干脆直呼“畜类”。再后来，中国流行白话文了，夷有点拗口，就统统把外夷叫作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