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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首先确立了妇女“三从”的理论基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孔子家语》交待：“女子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礼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如此，就确立了女人的从属地位。班昭则犹如现在的舆论权威，对四德作了具体的发挥与解释：其一，妇德——不需要才能出众。幽娴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其二，妇言——不必利言善辩。择词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其三，妇容——不必颜色美丽。洗净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其四，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专心纺织，不好嬉笑，洁齐酒食，而奉宾客。
【二】夫死无再嫁之礼
上古时代，礼制即要求女人从一而终，比如《礼记·郊特牲》规定：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但这只是道德要求，犹如政府号召我们排队上车，我们要是愣不排，那政府也拿我们没办法。春秋时期，女人改嫁尚是自由的，比如孔子的儿媳妇，伯鱼的妻，也就是子思的娘，不但改嫁，而且走的是涉外婚姻，嫁卫国去了。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前对其妻说：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虽然二十五年的等待有点长，但是能如此许诺的，也不愧为伟丈夫了。到了秦朝，改嫁就没有恁自由了，生了儿子的寡妇不得再嫁，《史记·秦始皇本纪》里云：“有子改嫁，倍死不贞。”汉代老儒董仲舒《春秋繁零》中言：“夫死无男，有改嫁之道也。”老董如果还算有点人味的话，那班昭就没了，曰：
夫有再娶之义，妇无再嫁之礼。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衍，夫则薄之。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主同也。
看看小圣人这话，说得多精彩。女人事夫，犹如忠臣事主。无独有偶，何清涟女士在其文章《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北大外语系一个女生的豪言壮语：为丈夫补袜子的妻子，她的价值绝对不亚于一个女总统！读到这个细节，我以为班圣人她复活了呢。
不过，中国的道德似乎向来只对傻瓜有效，据《中华新报》载，1918年，北京尚有一姓唐的妇人在丈夫死后98天内，先后投水、绝食、服毒九次寻死殉夫，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获得成功。如果说这事儿是爱情闹的，那还会成为千古美谈，问题是，女人把这当做自己的最高道德境界了。另外，我怀疑，道德更多的是上对下扯的幌子，上层人士可能根本不当回事儿，比如，汉武帝的祖母嫁过三回，蔡文姬也是三回，至于汉代名相陈平，则是自己妻子的第六任男人了。再比如，东汉光武帝的姐姐刚做了寡妇，就看中了朝中大臣宋弘，央求弟弟刘秀给自己拉拉，没想到宋弘像头倔牛，拉不过来，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拒绝了。皇姐带头当第三者，插足别人家庭，百姓要是学会了，那还了得？至于唐宫室，公主改嫁的就不少，太平公主即是一例。南朝宋之山阴公主，更是跟哥哥讨价还价：你女人数千，缘何我只有一个男人？其哥一听，不好意思了，一下子给妹妹批发三十个面首。
更没意思的是刘向，其作《列女传》，本意是在劝喻汉成帝及其后宫的淫乱，但是却被政府推行于下。犹如老蒋时代，军匪混战不已，百姓苦不堪言，他老兄却倡导“新生活运动”，说什么饭前便后要洗手，也不想想大家有饭吃没有。那时候的道德建设，常给人一种老妓女给良家女做思想工作的嫌疑！
不过这工作做得还很有成效，到了宋代，由于二程兄弟、朱熹师徒的不断努力，终于创造了天下奇迹：从朝廷到民间，都将寡妇再嫁视作奇耻大辱。到了元明两代，政府更是四处造就宣传表扬守节明星，守寡二十年以上的被树为“大牌寡妇”，不但上光荣榜，还给予外资企业待遇——免税，原话叫“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到了清代，政府对寡妇守节的表扬再创高峰。像祥林嫂那样，不愿改嫁贺老六，成亲当天碰头求死没有成功只磕了一点皮的，就不值得表扬一回了。像元代冯姓寡妇，乳房长疮，坚决不给医生看，最终病死之类的，才够格称作女英雄。总之，宋元明清时代，天下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贞女烈妇，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数不胜数。《明史》中留名的，万人之多，明星有三百人。《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录的明代烈女节妇有三万六千多人。前仆后继跟着烈女走，死得其所，死得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