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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公德意识
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方式，导致国人先天没有合作意识，发展到现在，是中国人私德良好，公德没有，有人写文章概括为《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家的小院里那是经营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可是一到公众场合，就不行了。在中国人家里，对待客人那是热情又大方，可是站站牌下等公共汽车，挤起座位来，同样是热情不客气。看梁漱溟先生的回忆，有一个细节特别有趣，先生八岁时八国联军进北京，美国大兵进他家搜查，最后临走时吵吵了一句：大门口太脏了，要天天打扫！看到这里，不由得哑然失笑，中国人只扫自己的门前雪，看来不假矣。总之，小农式的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直接导致国人先天缺少合作意识，没有利他主义，社会公德自然不怎么样了。延伸到现在，表现为，假冒伪劣盛行，整个社会似乎普遍缺少诚信。商业中需要的游戏规则，在小农意识面前没有立足之地。前些年我们的高考作文题是“呼唤诚信”，用意是良好的，中国孩子一个也不傻，一看就知道出题者的意图，明白自己应该选择什么，结果，呼唤出来的仍然是假诚信。出现这样的效果，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一句话，诚信的建立，我们尚在路上。
中国人先天缺少开发精神，他们始终恪守勤俭持家的理想。
【二】保守精神
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两眼向下，土里刨食的耕作方式，又导致了国人的保守精神。小时候闲来无事的时候，我经常坐墙根儿观看家里的母鸡是如何寻找食物的。它在石榴树底下刨啊刨啊，下面什么都没了，还刨，直刨得我替它着急，一颗石子扔过去，惊得它逃窜不已。十分钟以后，你会发现它又回来了，还刨那个地方。长大后，我老是考虑，中国人的农业耕作是不是与鸡的生存方式有着相通的方面？保守，则决定了国人先天缺少开发精神，缺少探险与浪漫。土里刨食，衣食之来源，命之所系，又决定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浓厚感情，背井离乡不过是灾荒年间无可奈何的选择，安居乐业，叶落归根才是国人的理想生活和最终宿命。如今，如果不是农业早已成了没有剩余价值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浩浩荡荡地出门打工的，因为心里头，他们仍然恪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理想。
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欧洲人就善于探险，而中国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家。你会说，中国有个郑和，不错，可惜郑和所经之路，中国的小海盗们早就经常走动了，郑和只不过是规模大点。郑和一次出动200艘大船，随行人员两万七千名，而哥伦布的探险队伍，也就三只帆船，90名随员；麦哲伦的环球，无非五只船，265名船员。大家觉得，西方人更像是探险呢，还是郑和更像探险？从古到今，我从来没听说哪个国家的探险队伍能达到两三万人马呢，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开赴中国的远征军，战舰也仅40余艘，相当于郑和的五分之一，至于士兵，也就4000人而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一下中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探险热。1985年，四川乐山人尧茂书驾“龙的传人”号漂流筏，抢先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不幸遇难。尧的探险，一开始就成了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随后，类似的民族英雄层出不穷。听听河南队的队歌：漂流长江，坚定信念，我们是中华民族热血汉……听了这样的歌，你感受到的是饱满的爱国热情——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也许，正因为我们骨子里缺少探险精神，所以才把探险当作上战场，甚至当作上刑场，像1986年、1987年的“首漂长江热”、“首漂黄河热”，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中国人自己被自己的爱国热情感动不已，慷慨不已，直闹得肯沃伦迷惑不解，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美国人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探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老实说，它就是一场中国人自己头脑里臆想出来的抗美战争！比如有一年的春节联欢会上的一个小品，主人公与在美国留学打工的儿子通电话，这电话打着打着，就打成抗美战争了，老子悲愤地说与儿子，等以后咱们中国怎么样了，让那老美来咱国家端碗洗盘子！中国观众把它当作爱国讲演了，掌声大起，美国观众看不明白了，说：如果开的工资高，我们愿意去你们国家端碗洗盘子！老美还是不明白中国人。第一，中国人认为端盘子是丢人的活；第二，中国人认为在美国上学打工就是遭受美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一般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留美学生通常是在华人餐馆里打工，而克扣留学生工资的，也就是咱华人老板敢干。总之，我们的人民情绪，有时候很滑稽的。历史上，我们的探险不是出自人性利益的驱动；现在，它又不是出自队员个人的内心的爱好。从古至今，它就是政治运动，也许，这就先天注定了中国探险的悲剧性。如今，中国探险不再与政治、爱国等亲密接触了，但政治作秀、道德作秀与商业炒作奇妙地混合到了一块儿，令人反胃。
勇士们说：“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话没错。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探险精神从何而来？
【三】重天命、轻人力
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至于某些历史人物对待自己的失败，也完全忽略人事，推之于天意。比如西楚霸王被汉军追杀得只剩二十八骑的时候，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从这里看出，即将失败的霸王，把自己的失败推之于天意，那么为了证明“非战之罪”，霸王拉开架式，要给大家来一次最后的表演：“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霸王最后“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即伏曰：‘如大王言’”。这里我们看到，霸王一直提到天亡我也，绝对不是虚荣心所致，而是确确实实在听天由命了，因为紧接着在乌江渡口，有逃生机会的霸王演出了最悲壮的一幕，他笑对撑船以待的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壮哉项王，只可惜，临死还信天命！至于近代志士如谭嗣同，维新失败了，也归于天意，临上刑场前，喊的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历史英才如此，小民百姓更是走路跌个跟头都认为是天意，所以，国人性格中一个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不信，请参考余华的小说《活着》。
【四】稳重实在
中国人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小农们都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所以，精心侍候那几亩庄稼，会被邻人视作最大的美德。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国人不讲精确时间，不重效率。同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又导致国人炕头时间比较长，没有其他乐子可寻，便导致“农业副产品收入过多”，林语堂总结为“生殖力高”、“好色”，其实，老先生只看见了表面现象，忽略了其后的经济背景。正因为农业生产不需要时间的精确，效率的高效，相对应的，中国政治体制里才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一句话，小农与官僚是一对双胞胎，有小农，就有官僚，有小农经济，就有专制统治。这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是互为作用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言，西哲的断言是对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小农的理想就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啦，自由啦什么的，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