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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大家可能认为我很没同情心，那你就错了。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道德批评已经够泛滥了，我何必把自己弄成一个不咸不淡的道德先生呢？读历史少了，读的时候你可能老想哭，可读的多了，你就哭不出来了，由哭渐变为傻笑了。我属于后一种，哭笑不得是我心灵的常态。西方学者赫根汉认为，人类的自尊心已连受三次打击。第一次来自哥白尼，他论证地球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宇宙的中心，甚至也不是太阳系的中心；第二次来自达尔文，他论证人类不是造物主所造，而是由所谓的“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第三次打击来自弗洛伊德，他论证人们的行为是由本能和潜意识机制所激发，更为严重的是，他把这种本能归之于性本能！
按此逻辑，中国人的自尊所遭遇的打击并非仅此而已。众所周知，中国人文化心灵上所遭受的伤害，比上述三次打击要严重多了。第一次伤害，来自地圆学说，它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中国并不处于这圆球的正中心。13世纪，西方就开始流行地圆学说了。16世纪末叶，利玛窦送给中国一张世界地图，中国学者一瞅，当属正中的中国被弄到了偏西的位置，当即气冲霄汉，斥责利氏“邪说惑众”，认为画地图的人更是“画工之画鬼魅也”。康熙时，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听说了地圆学说，还算潇洒，他的反应是“喷饭满案”。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告诉国人，我们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并不是我们历来所想象的那样乃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这个时候，中国学人谁还能喷出饭来？第二次伤害，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它没有论证，只有武力，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到大清，竟对付不了来自异域的各色“鬼子”的“奇技淫巧”。当魏源斥理学家（庸儒）之理学（俗学）为“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斥用繁琐考证方法研究儒家经典的汉学为“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时，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中国文化心灵那滴血的伤痛，更何况连日本的学者佐久间象山也指斥“清儒学问虽考证精密，然毕竟纸上谈兵，缺乏实用”呢？伤痛之余，只好夹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小情绪，去做那异域的学生，学的过程中，当然难免强撑着天朝大国的架子不愿放下，有些人干脆发明一个“中体西用”的说法以自我安慰。内心里讲，他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文化与体制是最优秀的，只不过船不坚炮不利罢了，于是洋务运动就这么开始了。可惜甲午海战又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只有点头yes摇头no做非此即彼之选择题的份儿，点头屈辱，摇头挨打，事实上别无选择。时人举国大骂李鸿章，好像李大人天性就喜欢卖国，不卖国心里就不踏实似的。李鸿章当然纳闷，苦心经营十年的北洋海军为什么眨眼之间打个水漂就没了呢？船坚了炮利了为什么却对付不了蕞尔小邦日本？李鸿章的纳闷，由康梁师生两个出面解答了，于是维新取代了洋务。如果说洋务只涉及了器物层面的话，那么维新已涉及了制度层面，可惜这维新只有103天的寿命。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又拿来一个名叫“共和”的新药方，奈何袁世凯不好好吃药，最终导致共和失败。这一结局，让今天的学人还在疑惑：共和的失败，是袁世凯的脸皮太厚贼胆太大呢，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执拗使然？孙中山作为职业革命家，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联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他只有行动，将革命进行到底。寻找病源，就是当时学者们的业务范围了。鲁迅借狂人之口宣告：中国的仁义道德等传统文化是吃人的东西！借阿Q之形象提醒国人：照照镜子吧！照镜子的结果，“德先生”与“赛先生”被引进，“科学”与“民主”成为二十世纪初最耀眼的两颗星星，可是光两位先生也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现实问题……
读史读到这里，欲哭无泪，只好以歌当哭了。再说了，庄子鼓盆唱歌送亡妻，狂欢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大悲呢？何清涟女士说，内心深处，她认为追求心灵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这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饱受奚落——在这种嘲笑道德与崇高的痞子氛围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饰。她认为这是时代的悲剧。我很喜欢何女士，但她的这段话我只同意一半，没办法，悲剧还在继续，我只好继续嬉皮下去，对我来说，嬉皮就是我心灵的武器，还是我存在的证据，更关键的是，这种态度可以减轻我的受伤感。黛玉葬花的时候，有人看到的是“小资”，可我看到的只是痛，所以，请原谅一个敏感而多情的小女人对于其文化心灵的呵护以及呵护时所不得不采取的最适合她自己的方式。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何种姿势滑过心灵的天空，早有定规。第一，学得权与术，货予帝王家；第二，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中华文化五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都成精了，冒傻气的没有几个（我们很难说，成精的知识分子都是智者，冒傻气的则尽是精华）。朱熹那老夫子，天天喊着灭人欲，存天理什么的，可他老先生似乎并没有以身作则。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载，朱老夫子“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后被人弹劾，天字第一号流氓——皇帝宋宁宗都不愿意他了，朱夫子赶紧上表请罪：
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
众所周知，宋代是言论最自由的朝代，言官们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捕风捉影地上书言事而不用担心诽谤罪。这种风气可能也影响了大宋文人，按我的考察，大宋是“文人相轻”之风表现得最充分的一个朝代。据此两条，我们就很难断定叶绍翁记载的朱夫子的“生活作风问题”是否属实。但令我尴尬的是：不属实怎么样？属实又怎么样？不属实，我觉得合乎情理，连老百姓都知道，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又不被人说呢？属实，我觉得更合乎情理。中国传统文化，经线是伦理，纬线乃道德。伦理道德合成一张铺天盖地的网，这网并不能罩住全部人，甚至不能罩住一个人的全部。朱夫子虽然也是织网人，但是古代中国哪个织网人有如异域的创世教主那样是钻在网套里完成自己的网络工程的呢？
犹太谚语云：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我想说的是，我怕自己一严肃，上帝就傻笑。我最欣赏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别人皆醒我独醉，身后常带一持锨童子，曰：“死即埋我！”真酷啊！
其实不是不想严肃，实在是别无选择。比如我讲中国传统文化，按常规，那是可以和诸多大道理搭配起来做捆绑销售的，但是我做不出来。第一，那需要很厚的脸皮，我功夫不到家。第二，理性思维缺席。更重要的是，如果我那样干了，就是调戏文化了，比我之调侃要恶劣多了。中国传统，历来最重讲大道理了，从周公开始，就敬德保民，以德治天下，这一讲，就讲了几千年。讲不咸不淡的大道理，小脸儿还绷得那么紧，我还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
最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那熬了几千年的老巷子的美酒，历史不能说不悠久，味道不能说不醇厚，这么一壶老酒，光凭酒香就能醉倒千万里之外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遑论酒坊中的自己人？不知不觉间，酒就喝多了。比如辜鸿铭那样的，在我看来就是喝得烂醉如泥了；南怀瑾那样的，就是喝得有滋有味，微有醉意的；鲁迅那样的，就是一口酒也不想喝，急着让大家跟他一块戒酒的。历史走到今天，也许我们才可以更从容地说：美酒当然要喝，可是喝美酒也得有个限度，什么时候能喝，什么时候不能喝，喝多少，才能做到既热身又不伤身……一句话，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需有个理性与科学的态度！至于我自己，我是闻香说味，希望爱酒的人，不要因我而丧失了自己喝酒的雅兴（可能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对于正醉酒的人，你愈说不能喝了，他喝得越起劲）；至于不爱酒的人，如果因我的三言两语更坚定了自己的戒酒信念，那也不是我的错，因为他没有喝酒，那信念是自己清醒下的选择。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喝不喝酒随您的意，喝多少也随您的量，让我们为之而把酒庆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