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归纳总结能力”最重要
作者：夏 欣
柳传志，1944年生于上海，著名企业家，现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华工商联副主席。曾就读于北京中国人民银行子弟小学，北京25中，西安军事电子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984年与同事毅然走出中科院计算所创业。
记者：作为中国最大的IT企业的“老板”，在中国入世后，你更关心受过哪些教育、具有哪些素质的新人进入企业？
柳传志：可能会更多关注一些在国外企业学习、工作过的优秀人才。从总体上说，企业最需要两种人才：
第一种人是领军人物。企业在扩大业务时，经常要看领军人物是否成熟，成熟就能开创新领域。所谓领军人物，应该有两方面的基本素质，一是在“德”的方面的素质，也就是是否讲诚信、是否有做企业的人所需要的内心坚强等最基本的个人修养，其中特别要看他是不是把企业的利益看得最高。国外的职业经理人讲究职业规范，无论到哪里都要这样工作。但是联想要和他们竞争，光有这些不够，要在人和企业的关系上胜出一筹。要能从感情上、机制上把自己融进企业的运作，把企业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追求，而不是高级打工仔。 这种人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的运作非常重要。二是看基本能力。能力有很多种，但我最看重归纳总结的能力。这也是一种学习能力， 就是看他能否在所做过的事情中提炼出最精当的部分，总结规律性的东西。这种善于研究的人有系统设计的能力，能开创大局，往往有大用。企业最缺的还是这样的一流的领导人物。他像阿拉伯有效数字中的“1”，“1”后面一个零就是十；跟两个零就是百；跟三个零就是千……学校教育应重视培养这种善于研究规律的基本能力。
第二种人是能够具体运作的人才。他需要具备非常强的责任心，也叫上进心，台湾叫“企图心”。就是要有很强的自主性，能扎扎实实地把答应人家的事情做好、能担当得起责任的人，也是企业非常需要的。当然对人的这些要求必须建立在具备具体业务技能的基础上。
记者：这些企业人的基本能力素质该如何打造?在教育过程中有哪些方面需要改？
柳传志：这种“改”恐怕还是挺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整个文化背景存在某些缺陷。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需要继承的一面，但也有其局限的一面。比如把对师长的尊重变成君臣父子式的师道尊严，就是从封建文化那里传承来的，凡皇帝拟定的事情，包括大臣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口头服从，虽然内心未必赞成。久而久之形成口是心非、人云亦云的习惯。这套思维方式无疑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一些消极影响。我们到国外参观时就有感触，凡尔赛宫里的油画，皇帝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而我们故宫里皇帝的画像，全是写意，所有皇族都长得差不多。这除了有当时闭关锁国的关系，多少也与我们的教育方式、文化的灌输方式有关。这些方式常常不切实际，用八股应试的方法，重做官、轻言商，即便是做官，考试方式也非常简单化。与此相对应，教育领域的应试和反应试的矛盾也由来已久，究其根本还是一些传统教育观念根深蒂固。中国教育难就难在需要对文化本身进行改造。
记者：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下，居于前20%的那部分学生，从业后至少有半数在他今后的职业选择中并不具备什么优势。你怎么看？
柳传志：应试教育做得再好，也只能带来在儿童时代的光环。 我个人认为，学习能力和总结能力主要靠悟性、靠启发，是没法用考试来检验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大概可有三种获得：一是获得各种知识技能；二是获得学习方法、思维方法；三是学会设计自己，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分几步走，有这种设计能力的人可以成为帅才。教育应当尤其重视后两种能力的培养，不能把学习仅仅看成是获得某种知识、技能，应试教育重的是“结果”，即便是重“结果”这个目的也未见得体现得充分。
这些问题仅仅靠学校是很难解决的。我认为，政治家和企业家怎么培养，光从学校或教育的角度去研究，很难说看到全貌，这是真正涉及到全民族的根本问题，是有识之士都要特别关注的事情。
记者：你也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培养出的人才，可你成功地完成了从科技工作者到企业家的角色转换，其中所需要的能力，特别是那些“非智力因素”是怎样形成的？
我当学生的时候是好学生，能排在班上前几名，但从不是尖子，那样的尖子要以付出很多时间为代价，而我可以有很多时间看杂书。因此我的“非课本因素”要好一些。现在想来，可能我比较注重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的学习。中学、大学阶段的学习使我在做人、做事的态度上，在学习方法上，定了性。我在中学、大学都遇到了很多好老师，也就是那种讲课能让最不行的学生也能听明白，并且让你有很多空间和余地来发挥自己的认识的好老师。
除了本专业外，我对文学写作有兴趣，也爱写短诗，善于用激昂慷慨的方式、形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逻辑和思想。有很多人，话可以说得很严密，像教科书一样，字里行间的意思很严谨，但有一个不足，就是让人接受起来感到枯燥。我认为，想要把一个复杂的东西表达清楚，能深入浅出、“大写意”的方式会比较好。最好的“大写意”就是打比喻，比喻确切地说也是“悟性”的体现。联想就常用打比喻的方式来表达企业的理念。 企业讲究的一是做，二是说，要能做会说。我还喜欢体育，比较喜欢打球，中长跑什么的。
我是搞研究出身的，原来根本没有学习过企业管理，对企业的认识主要得益于国内外的书本，并通过实践来理解的。书未必多读，读了要必有所得，更要善于在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在具体工作中要经常总结，一件事情好，好在哪儿？是客户方面的因素还是媒体宣传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要善于研究企业的实质和运作规律，并使这一点逐渐成为一种强烈的内在要求。比如，联想总结的“企业管理三要素”：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这其中蕴含的大量内容都是从实际中不断总结出来的。摸到规律就能打胜仗。
记者：在联想的员工中，不同大学毕业的学生这类能力有差别吗？
柳传志： 我感到不同学校还是有差别的。有些优秀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有较强的自我设计意识，像清华大学的学生。这种具备学习、研究能力的人比较好用，往往能成为帅才。这种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方式MBA是一种，还应在一般学校的课程中加进企业成果如何转化成产品这部分，不光是介绍，还应让学生到企业来了解，通过实习来体会。这也是一种实际能力的锻炼和培养。
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企业的生存环境与从前大不相同。过去中国企业在国际方面打的是游击战，现在环境不一样了，接触面要大得多，正在从原来的被动适应环境变成主动适应世界，与国际规则接轨。有些以前我们不够重视的东西，如科研成果的转化，现在就需要纳入到科研策划体系里去。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招聘的毕业生要先进“入模子培训班”，培训企业的基本的文化理念和各种能力，他们需要有人在这方面给予指导、帮助。
记者：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怎样排序？
柳传志：社会的影响最大，家庭的影响可能比别人也大一些。
我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办公室的秘书。父母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在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这方面。我一直恪守诚信为本，答应人的事要努力做到，这与家庭从小的要求有关。我的父母是非常开明的父母，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曾被选上当飞行员，我特别高兴。可是到临近高考的时候，我被通知取消当飞行员的资格，原因是家里有个亲戚是右派，可高考复习也被耽误了，因此情绪低落。这时父亲和我进行了一次谈话，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只要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考不上大学也没有关系，我们一样喜欢你。
和父亲比起来，母亲看起来很柔弱，但她在文革中父亲挨整的时候从不说违心的话，非常坚强。他们的品行的影响，使我少犯很多错误 。
记者：他们到联想来过吗？
柳传志：来过。最近我悄悄带他们到上地科技园区的联想基地去看了看，相信他们对联想的了解也是从报纸上。我想他们最欣慰、最高兴的地方，就是我领导的公司从小到大都是正正派派的公司。
记者：你的子女受你这个企业家的影响大吗？
柳传志：影响不小。我们之间常常交谈，我的儿子和女儿一个毕业于北邮，一个毕业于北大，都学计算机，女儿现在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儿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他们都有能力完成对自己人生的系统设计。我对子女的要求有三条原则，第一，我自己的财产与他们无关；第二，我和他们讨论个人问题，包括结婚、找工作，只讨论原则，不提具体建议，给他们自己留出空间。我儿子大学毕业后自己应聘到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很长时间没人知道他是我的儿子。我觉得有些家长总是摆出架势要想为孩子指路，又不了解实际，其实很可笑。第三，只要是他们积极去读书，无论念到什么程度，我都会给予支持。
（本文已收录在《教育中国——50名流素质教育访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