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亲历新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年
作者：陈小丽
投身一汽创建
1951年2月，急于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陈祖涛，在阔别祖国12年之后，从莫斯科飞回了北京。这年夏天他同周恩来总理的一次面谈，确定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
记者：这次面谈主要谈了什么？
陈祖涛：周总理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要参加新中国建设，总理很高兴。当他得知我的主攻方向是汽车，而且曾在苏联的汽车厂实习时，说：“那好极了，你就再回苏联去，苏联援建我们一百多个项目，其中有汽车项目，你以第一汽车厂代表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谈判。你大学刚毕业，顺便再到苏联的汽车厂去实习。”就这样，我成了一汽的第一名职工，这年9月又来到莫斯科，代表一汽参加谈判。
记 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苏联援建一汽的情况？
陈祖涛：新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的。1949年12月，毛主席访苏期间，与斯大林就苏联援建中国一批重点工业项目进行了会谈，其中就有建设一座综合性的汽车制造厂，这就是一汽。苏方表示，苏联将按照斯大林汽车厂的规模援建中国，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援建中国的汽车厂就有什么设备；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援建中国的汽车厂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中央经过谨慎选择，将厂址设在东北长春孟家屯。
记者：看来苏联为一汽建设出了不少力。
陈祖涛：是啊。从当时的情况看，苏联对我国的援助没有什么附带条件，完全是无偿援助，有时甚至不惜代价，我们每个人都真切感受到了老大哥的真诚与无私。而且，为保证投产后的生产和管理，斯大林汽车厂还主动建议中国派实习生到他们那里实习。
记者：当时中国实习生的情况怎样？
陈祖涛：一汽筹备组派出由厂长郭力、所有职能部门的处长、车间主任、工段长直到普通调整工组成的518人的庞大的实习生队伍。在一汽全面投产之前的几年里，他们陆续来到苏联。苏联对中国实习生很重视，除安排到车间跟着工程师和老工人学习外，还根据专业安排专家一对一讲课。我们后来的江泽民总书记也到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当时他是动力处处长，带他实习的是动力专家基列夫。他很负责又有高度事业心，对江泽民既和蔼又认真，手把手地教。后来他作为援华专家又来到一汽，和江泽民共同工作了几年，为一汽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到了90年代，江总书记交代我请基列夫来中国参观，并让我和夫人等人陪他在中国走了一圈。走的时候，江总书记还以个人名义送给他一套高级音响。
记者：您当时也参加了实习？
陈祖涛：我在全苏汽车工业设计院和斯大林汽车厂实习。这次实习具体落实了我在汽车工业的主要工作方向——成套设计和建设汽车工厂。而且，苏方为一汽进行的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所有这些过程我都有幸参加了。
记者：这是很多汽车工程设计人员都梦寐以求的机遇。
陈祖涛：的确如此。从作为一汽的第一名代表到苏联参加谈判，到以一汽实习生的名义参加实习，再到全面参加大型现代化汽车厂的全部设计过程，这些都是机遇。一个人一生有很多机遇，关键看你能否把握住。有的机遇是靠个人努力来把握的，有的机遇则不是靠个人，而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连。我很清楚，是祖国给了我这些机遇，如果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新中国的大规模建设，没有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机遇？
记者：您在一汽工作期间，也参与了1958年“红旗”轿车的研制过程？
陈祖涛：对。当时我们还不具备生产轿车的水平，所以只能采取仿制的办法。我们以一辆1955型“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参照，根据民族特色重新设计外观。同时把样车全部拆解开，然后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大家的热情很高，老工人、技术干部几乎都是抢着签。8月1日，“红旗”诞生了。9月28日，第一辆“红旗”车装配调整完毕，就连夜送到北京报喜去了。上级要求一汽批量制造，建国10周年前送到北京，让中央领导坐上我们自己造的小轿车。为此，一汽组织了323个攻关突击队，加班加点生产。1959年建国10周年庆典当天，两辆“红旗”检阅车参加了检阅，六辆“红旗”轿车参加了群众大游行，引起全国轰动。从此，“红旗”便和民族轿车工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记者：当时“红旗”轿车的质量怎么样？
陈祖涛：那时中国轿车生产还处于仿制阶段，这种不惜成本、手工作坊式的生产，质量问题在所难免。时间长了，有些中央领导慢慢就不坐我们的“红旗”了。80年代初，一位国务院领导外出时，他的“红旗”行驶中突然冒烟了，工作人员慌得手忙脚乱，马上中途换车。他对此很有意见，说：“‘红旗’生产这么久了，质量还是上不去，这样的车还生产它干什么？”这样，1981年5月，“红旗”生产暂停了。
记者：那又是怎样恢复的？
陈祖涛：国家购进了几辆国外保险车，结果发现其舒适性及防护性都不如我们自己的“红旗”保险车C772，于是，1983年，“红旗”在改进质量后恢复生产了。当时我坐着改进后的“红旗”到中南海让李鹏看，他试乘后连声夸奖，我趁机对他说：“这辆车送给你使用。”李鹏说：“不行啊，我用车需要中央警卫局批准，我个人无权决定。”我不泄气，找到一贯很关心汽车工业的薄一波，请他试乘后，提出让他使用我们的新“红旗”，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我，把自己的座车换成了新“红旗”。以后又有很多中央领导在我的游说下都换了新“红旗”。“红旗”复出成功了！那时候我自己到哪里都坐“红旗”，亲自为它做广告。作为我国第一个叫得响的轿车品牌，也是国内老少皆知的经典品牌，我们造车人对“红旗”的感情是非常特殊的。
一波三折的二汽建设
在一汽建设的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就考虑建设二汽了，但由于国家经济形势问题，一直未能付诸实施。1965年，二汽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一机部正式任命了由饶斌、齐抗（原南京汽车厂厂长）、张庆梓、李子政和陈祖涛组成的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经过一番争论后，厂址就定在湖北十堰这个当时只有百户人家的小镇。
记者：为什么要定在那么偏远的地方？
陈祖涛：当时中央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要求是有极左味道的“靠山、分散、隐蔽”六字方针，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从有利生产、方便运输的角度考虑，在鄂西北和陕西南两地踏勘了10多个县，综合分析后才初步定在湖北郧阳地区的十堰。即便如此，还有领导认为这不够“靠山”，让我们再往大山里走，到秦岭那里去选厂。
记者：你们去了吗？
陈祖涛：那位领导权力很大，他不同意，我们选了也没用。所以我赶紧给在北京的饶斌打电话，把领导的意思告诉他。他也紧张了，马上从北京赶来，同我还有姜季炎一起再往深山里走。进入秦岭山系后，净是悬崖峭壁，基本没什么适合建厂的平地。我对饶斌说：“建工厂，尤其是建二汽这样特大型的汽车厂，必须要考虑到长远，这可是百年大计呀，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我坚决不同意在这样的大山里建厂，这简直是开玩笑。”饶斌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同齐抗研究后，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向一机部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