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我参与报道安徽农村改革
作者：张广友
历史机遇推我到农村改革潮头
1977年6月，中共中央调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万里到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首先是从整顿铁路开始的。万里就是这时出任铁道部部长，并为铁路整顿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6年以前，我与万里并不相识。1976年2月中旬，“四人帮”刮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新华社派我到铁道部“蹲点”，这样，我和万里相识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8个月后，万里主政安徽，并开始在安徽搞农村改革。当时，虽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但“两个凡是”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1994年夏天，当我和万里等回顾当时的情况时，万里还说：“安徽的农村改革是在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政治风险，挣脱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的情况下进行的，步履十分艰难！”万里的这番话一点儿也不夸张。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农村改革的核心是普遍实行了“以包产到户为主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亿万农民挣脱长期以来极左思想束缚的伟大创造。它解决了农业合作社以来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生产上的“瞎指挥”、“大呼隆”，使农民有了生产和分配自主权，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阻力大，争论多，从上到下都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和意见。
包产到户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和创造，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和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就曾几次出现过。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它受到过长期的“讨伐”，被戴上“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等帽子。有些人因为赞同或搞了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以至批不臭、压不住、禁不止，落而又起，一再向人们显示着它“存在的合理性”。我过去对包产到户一直是赞同和支持的。1962年春，我就写过关于包产到户的长篇调查《李家店村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情况调查》，并因此受到严厉批评。
安徽的包产到户就是在这样一个外部环境下起步的。1977年11月下旬，在万里领导下，安徽根据本省农村实际，制定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这个规定，和当时中央的文件精神是不一致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强调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搞好按劳分配，允许并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种好自留地等。这些做法，受到广大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也得到一些新闻记者、科研人员的坚决支持。1978年1月15日，我到安徽不久，《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刊登了由我执笔写的《安徽大步赶上来》的文章，报道了安徽省委制定的农村政策——《六条》。接着，我又同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刘宗棠就《六条》中的“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安徽省定远县农村进行调查，写了长篇报道《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这篇报道在1978年2月16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配评论发表后，少数地方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表示赞同和支持。可是，他们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却遭到从上到下一些人的坚决抵制和反对。有的说他们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是在号召“复辟资本主义”，号召要坚决抵制安徽的分田单干风，有的甚至公开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批判安徽搞包产到户……在这种情况下，万里在一次讲话中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没有你那个‘阳关道’可走，只好走我们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的结论……”随着包产到户的迅猛发展，争论更加激烈。
我作为一名记者，跟随万里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完全赞同支持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领导的做法，并连续作了大量的内部和公开报道。定远县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报道，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那么，作为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者要不要有自主权?怎样才能使他们有真正的自主权?长期以来，农村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和生产上的“瞎指挥”、“大呼隆”，要不要解决?怎样解决?一句话，怎么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包产到组”、“责任到人”。对此，我和陆子修写了《灾年夺高产、一年大变样——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以产定工”的调查》和《产量责任制使棉花大增产——新街公社棉花生产实行“六定一奖”、“责任到人”的调查》，使人们认识到“农业劳动计酬必须联系产量”。可是，有些人对此坚决反对，说联产计酬是方向道路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下发过一个〔1977〕49号文件，强调要学习大寨经验，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逐步改变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提出要把10％左右的生产队核算改变为生产大队核算。于是，有些报纸就不点名地公开批评安徽的做法，说他们“既违纪，又违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针锋相对地写了《落实党的政策非批假左真右不可——安徽滁县地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抓点的学问——当涂县委抓点带面促进农业高速发展》、《安徽省县委书记们学习三中全会公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狠狠批“左”农业才能迅速发展》等报道。这些报道的中心思想是分清是非，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大造舆论。
1978年安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粮食减产。这时有人又提出“安徽不是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搞得好吗?为什么还减产?”为此，我们写了《重灾之后访安徽》，在以大量事实驳斥和回答的同时，讲到了为了争取明年主动，安徽在秋种中采取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大胆措施——“借地”。即把集体无力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户，谁种谁收，不计征购，不搞提留。在激烈斗争中，万里对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一直是积极支持的，1979年他亲自抓了两个点：一个是肥西县山南公社包产到户试点；一个是凤阳县的大包干和小岗的调查。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尽管争论十分激烈，但全省包产到户仍旧迅速发展。到1979年底，全省实行“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经达到30％左右。与此同时，豫东、鲁西和甘肃、贵州等省一些贫困地区也出现了包产到户。
1980年1月，万里在安徽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讲了“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之后，以“双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势若燎原烈火，迅速燃遍江淮大地。
万里要我到安徽农村看看
1980年2月，万里调离安徽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为从安徽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就在万里回京工作前后，围绕包产到户又发生了两次大的争论。
1980年1月11日到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出席会议的安徽代表周曰礼、陆子修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介绍了安徽一些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受到广大农民热烈欢迎的情况，引起“包产到户”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激烈争论，一时形成对安徽代表及其同情者的围攻。当时国家农委的大部分领导表示要按现行中央文件规定办，即“不准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站在反对方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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