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曾昭抡与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
作者：周其湘
1951年夏，我从北大经济系毕业，被分配担任曾先生的秘书，直到他离开高教部。按规定，我住在他家里，朝夕相处。七年中，他对我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使我受益匪浅。
从讲台走上政坛不减学者本色
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是留美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博士，回国后一直在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北大内迁。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后，他同闻一多等少数教师率领部分学生从长沙步行1500公里，历时两个多月抵达昆明。这一壮举轰动全国，并被编成话剧上演。抗战中，蒋介石日益暴露其反动面目，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曾昭抡由于不满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开始关心政治，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斗争，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国民党政府制造一二一惨案暗害李公朴、闻一多后，企图进一步迫害一批进步教授，将曾昭抡等列入黑名单。时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曾妻俞大絪的堂兄）出于亲戚情谊，安排曾昭抡和吴大猷、华罗庚带领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六位西南联大学生赴美考察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有意让曾昭抡避开特务迫害，不让他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曾昭抡等在美因受美国保密制度的限制，难以实现考察目的。他转赴英国访问后，于1948年折回香港，翌年春回到北平，任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居高位后，仍一如既往，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打官腔、不摆官架子，作风严谨求实、一丝不苟，保持了一位学者的本色。他每天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办事效率极高，经办的公文，一般都能当天处理完毕，从不积压。
他尊重中共的领导，遇有重大问题，都及时请示。上级交办的任务，他都认真负责，积极完成。对一些难题，他不畏难推托，尽自己所能，想方设法妥善解决。在肩负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他仍抓紧化学专业知识的钻研，并努力做好20多项兼职工作。
他充分利用时间，几乎分秒必争。每天起床后就坐在书桌前埋头学习，中午从不休息，晚饭后一直要干到深夜，节假日也不例外。夫人俞大絪是北大西语系教授，对英国文学有很深的造诣，由于在学校的教学任务很重，平时住在学校宿舍，假日乘公交车进城，或由曾昭抡到北大度假。他俩没有子女，全身心扑在事业上，醉心于各自的专业工作，手不释卷，徜徉在知识的大地上。他们从不参加电影、戏剧等各种文娱活动，即使梅兰芳、乌兰诺娃的演出，也不观看。七年中，唯有一次新年，应天津市长黄敬（俞大絪内侄）邀请，到天津参加当地的新年晚会。1956年夏，组织上安排他们到莫干山休养，曾昭抡还带上英文版《资本论》，在一个月内读完了这本巨著。
他们的日常生活十分俭朴，毫不讲究吃穿。每天老保姆只会做些粗茶淡饭，他们从不挑剔。
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他们并不感到平淡乏味，而能甘之如饴，自得其乐。有时感到疲劳，他俩温馨地手拉手走出书房，用湘乡方言哼着儿歌消遣，毫不回避周边的服务人员，洋溢出些许天真童趣、温情脉脉的浪漫情调。
主持院系调整重建高校布局
1952年，中央决定进行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由曾昭抡具体主持这一工作。高等学校进行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在中国教育史上尚属首次，是一项庞大、艰巨、复杂的工程，既要充分掌握各院校的沿革、专业设置、特点专长、师资状况，又要考虑合理布局，照顾地方政府和业务部门的需求以及学校领导和师生的意见，统筹规划，细致安排，反复商议，取得共识，制定出最佳调整方案。他作为这项工程的“总工程师”，在主持这一工作中能从大局出发，又照顾到各方面的合理要求，运筹帷幄，充分发挥了组织领导才能，完成了任务。
在调整中，曾昭抡以全局战略眼光，特别注意加强边远薄弱地区的高等教育。早在1951年他就建议在长春建立一所重点综合大学。这次按照他的这一意见，新建东北人民大学（即现在的吉林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全国13所重点综合大学之一，并从北大、清华点名抽调包括他的得意门生唐敖庆在内的一批优秀教师支援这所学校。他还积极支持从上海交大抽调部分力量筹建西安交大的方案，帮助彭康校长排除困难，实现目的，加强了西北地区的高等工业教育。
1952年11月，高教部、教育部分设，曾昭抡改任高教部副部长，主管大学理、工、农科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1953年春，他就率领30多名干部，到华东地区调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历经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各地。当时福建地处前线，对岸国民党当局常派飞机到大陆骚扰。进入福建的汽车都要加以伪装，只能在夜间行驶。他不顾危险和车辆颠簸，同大家一起挤在大轿车内，一路从鹰潭经福州到厦门，来回在汽车上度过了好几晚上。宝鸡到兰州刚通火车，他不顾疲劳乘硬座到兰州，还想乘卡车走土路，到靠近青海的边远地区考察中等专业学校，被劝阻后才作罢。七年中，他跑遍了东北、华东、中南、西北地区的主要高等学校。除综合大学和工科院校外，他也十分重视了解和加强农业院校。在陕西咸阳郊区的西北农学院（现名西北农业大学），他去过不止一次。他从苏联回国，途经乌鲁木齐，还特意去参观八一农学院。
1957年3月反右派斗争前夕，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题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长篇发言，明确提出：“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包括提高培养学生的政治质量、教学质量和身体健康水平三方面，特别是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水平，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他认为，“高等学校不只是传授已有知识的场所，而且是创造新知识的场所，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机构。”他强调学校要保证科研经费和教师的业务时间，改善科研条件，切实解决好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问题。教材和教学方法也要随着科技等知识的发展，不断更新。
院系调整后，一些新成立的高等学校急需补充一批科技期刊和图书。曾昭抡和钱伟长向周恩来总理建议，由政府拨一笔外汇，以上海龙门书局名义，到美国购买各种科技期刊，影印后分发给有关学校。他们还捐献出自己珍藏的成套国外科技期刊和有关图书，供影印用。
新建院校和新开设的专业，有些课程缺乏相应的师资。曾昭抡倡议在有条件的大学举办各种学科的研究班，有效地提高了现有教师的业务水平，解决了当时师资匮乏的燃眉之急。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学习苏联经验，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教育部门和各重点高等学校都聘请了苏联专家，根据苏联经验，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全面进行教学改革。在教育部门，一度提出学习苏联分两步走，先将苏联教育的一套制度照搬过来，再联系中国实际逐步消化。教育部的苏联专家据此不仅要中国高等学校全盘执行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而且进一步要求仿照苏联，统一规定教师工作量，建议实行“六节一贯制”的作息时间。曾昭抡开始对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十分积极认真，自学了俄文，经常向苏联专家请教，按照他们的意见，强调学校不要轻易改动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但他认为硬性规定教师工作量、实行“六节一贯制”，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采取了反对和抵制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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