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钟惦棐与《电影的锣鼓》
作者：罗学蓬
《文汇报》开展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
1951年，钟惦棐由文化部调到中宣部文艺处。中宣部当时正准备成立电影处，江青对管电影有兴趣，便主动要求当这个电影处的处长。她架子很大，给她派的人她不要，非得自己点将不可，最后点了三个人，钟惦棐就是其中之一。
1956年11月里的一天，《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一名叫姚芳藻的女记者，来找钟惦棐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鉴于目前国产电影受到群众冷淡的问题，她准备在《文汇报》上发起一场电影界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拍出好片争取群众的讨论。
钟惦棐是专管电影的，他对姚芳藻说，电影界目前的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钟惦棐提议，讨论应抓住三个要点，第一，群众为什么不喜欢国产影片？第二，领导的干涉是否太多太过？第三，电影人的创作潜力是否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围绕这三个问题，钟惦棐一口气谈了大概两三个钟头。钟惦棐还给姚芳藻讲了一桩他亲身经历的往事。那是1939年冬，鲁艺派出一部分师生到晋察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去“体验生活”。正好部队在陈庄打了一仗，他们马上采访创作，写出多幕话剧《陈庄战斗》，排出后，就到参加过陈庄战斗的部队中去演出。原以为会受到战士的欢迎，没想到还没演到一半，一些观众就相继离开了，最后，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扮演主要角色的崔嵬刚一下台，就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钟惦棐说，目前国内的电影已经很不景气，观众不掏钱买票，不要说电影事业的发展，连国家想每年从电影上取得一些经济收入也不可能。自1949年10月以来，国内几家电影制片厂也曾拍过几部深受群众欢迎的片子，如《白毛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平原游击队》等，但绝大多数的国产片，上座率相当差，以当时拍电影力量最强、观众较多的上海为例，《春风吹到诺敏河》、《闽江橘子红》上座率为23%，《土地》上座率为20％，而《一件提案》的上座率仅9％。
钟惦棐还拿出一组统计数据给姚芳藻看，从1953年到1956年6月，国产片总共发行了100多部，而其中有70％以上的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了成本的10％。而有的影片连广告费、宣传费也没有收回来。总而言之，姚芳藻对钟惦棐那一天的谈话以及钟惦棐给她看的材料很感兴趣，她也认为把这些问题拿到报纸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也一定会吸引广大读者的注意。当然《文汇报》的影响也能随之扩大。
在姚芳藻的推动下，1956年11月14日《文汇报》开展了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这一天的《文汇报》发表了《国产片上座率情况不好、不受观众欢迎的事应引起电影制片厂的重视》的新闻报道，配发了一篇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还配发了两篇批评国产影片的读者来稿。
《文汇报》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很引人注意的，因为在此之前，报纸对新中国成立后拍的新片都是一片溢美之声，而《文汇报》敢于集中版面，大张旗鼓态度鲜明地批评国产影片，恰似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各阶层的注意。
此后，《文汇报》继续开展了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因为实际上起到引火作用的那篇报社短评一开始就鲜明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所以，撰文参加讨论的人几乎一致地顺着这一思路展开。当然，这的确也是事实，同时也是他们苦恼着、思考着的问题。
著名女演员上官云珠认为：“一个演员，顾名思义，自然不能离开银幕和舞台。演员的生命之花，一旦离开了培育它的园地，就会枯萎。但是我们厂的绝大多数演员，其中有七年之久只在银幕上露过一个镜头，或只在舞台上演出过一两次戏。老演员们感到力无处使，在业务上一年一年的荒疏，青年演员们还是原地没有动，学了七年理论没有实践的机会，自己怀疑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演戏呢？心里一片空白，每个演员都被搁置得快要生锈了！”
“今天的观众是以主人公的姿态走进戏院里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这是著名导演陈鲤庭的观点。
导演吴永刚在文章中指出：“政治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政治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么能使广大观众接受呢？”
满腹苦衷的作家老舍也写出题为《救救电影》的文章。在文中，老舍尖锐地指出：“今天，人民真是如饥似渴地需要电影，可是好电影却寥若晨星，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得到尊重了呢？恐怕不是。对他们所写的剧本，似乎人人都有权修改，个个都显示出优越感。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后，那些好的即被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
《电影的锣鼓》是怎样发表的
这样，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文汇报》先后发表了50多篇文章。《文汇报》为使这场声震全国的大讨论掀起高潮，决定请钟惦棐写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有分量的文章。
代表《文汇报》来约钟惦棐写稿的，是姚芳藻和副总编唐海。对于《文汇报》上展开的这场关于电影问题的大讨论，钟惦棐尤为关心，可以说是极认真地读过每一篇讨论文章。他们说明来意后，钟惦棐就答应下来，因为他是管电影的。钟惦棐也向他们提出，因为自己还担任着《文艺报》编委兼该报艺术部主任的职务，自己写的文章，给《文汇报》发而不给《文艺报》发，似乎不太说得过去。姚芳藻和唐海都理解钟惦棐，爽快地说：两家都发。这样，钟惦棐很快写就了《电影的锣鼓》这篇文章。
《电影的锣鼓》写出后，《文艺报》在1956年12月15日第23期刊出。12月21日，《文汇报》也发表了。
《电影的锣鼓》全文长3000余字。首先，钟惦棐根据他手中的权威统计数字，证实国产影片已经相当的不景气，观众冷淡国产影片亦属事实。随即，他尖锐地指出：“这就找到了检验问题的标准。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第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第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拍所谓的‘工农兵电影’？”“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然后，钟惦棐从理论的高度批评了电影领导者们的教条主义做法，认为他们把党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僵化了。“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而作计划最简便的方式又无过于定题材的比例：工业，10个；农业，15个。解决创作思想，则是‘决定’最有效，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这在于我们有许多领导人对列宁所说的：‘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理解得不很正确。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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