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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作者:散 木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四人帮”却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曾红极一时,杨荣国是其中之一。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其前车之鉴,这倒是我们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
  
  “一跤跌进大红大紫的荣誉里”
  
  杨荣国(1907—1978),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学者,湖南长沙人。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他长期在中山大学工作,一直到他逝世为止,先后担任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校党委常委等职。这期间,他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
  “文化大革命”之前,杨荣国已在共和国历次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有所表现,小有名气。如批判胡适、梁漱溟以及在“拔白旗”运动中批判中山大学的刘节等,他先后写有《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话》等文章。大概也是因为如此,根据于光远的回忆:1961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第四次会议。当时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提出愿在会议期间找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座谈会名单是中宣部开的,报上去后毛泽东同意了。在这个名单里,年长者有高亨、杨荣国,至于青年人,则有王若水、姚文元。据说毛泽东和姚文元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第一次见面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杨荣国与众多“牛鬼蛇神”的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严酷的批斗,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被隔离审查,还遭到过非人的迫害,抄家、毒打、扣发工资、被派送到“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其妻子陈慧敏更因受到株连,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后弃家出走,又溺水身亡。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随后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中,杨荣国的命运却突然转向了。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审查之后,1973年,杨荣国恢复了工作,此后他还曾任广东省理论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山大学哲学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党委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等。
  杨荣国命运何以如此剧变?这要从他发表在《红旗》1972年第12期上的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起。这篇文章是杨荣国应《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汪子嵩之约写的,据说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第一篇文章。杨荣国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他提出的主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此后,1973年8月7日,杨荣国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对他的上述观点进一步详细阐述。文章说:“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52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日》)。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文章还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章最后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毛泽东显然注意到了杨荣国的文章,并向他人推荐。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新华总社学习班讲话,谈到“批林批孔”运动发动经过时,提及这件事。她说:“我大概是去年春天去看望主席”的。“去年春天”,正是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批林批孔”话题的时候。江青回忆当时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为了“批判”而看的,又特意印发了此书。此后8月5日,“主席把我叫了去,叫我作笔记,写了一首诗,标题叫《〈读封建论〉呈郭老》”,当然,这是“批判”郭沫若的。接着,江青说:“主席那天还给我讲了,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她又说:“主席给我讲: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上海、广州的学者”,包括杨荣国,跑在了“批孔’的前列,及后而跟上的,则是北京的“梁效”。
  由此,杨荣国命运骤变,并很快成为红极一时的“批林批孔”学者。
  1973年9月8日至11日,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批判孔子问题座谈会,杨荣国在会上作了《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的报告。
  杨荣国讲完后,科教组负责人迟群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项大事来抓。”迟群还恶狠狠地说:“哪些地方不重视‘批孔’,哪些地方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方。”
  继之的17日,杨荣国又在《南方日报》发表了《林彪贩卖孔孟哲学“天才论”的反动实质》一文,随即又于翌年先后发表有《桑弘羊的哲学思想》(《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林彪、孔丘都是开倒车的反动派》(《南方日报》3月5日)、《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光明日报》8月24日)等文章。
  也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按照形势的要求,对其《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作了相应的修订,在书中加入了关于儒法斗争的内容,197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1973年“评法批儒”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杨荣国的文章红极一时,成为各地组织学习的典范之作。杨荣国最“红”的时候,是“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讲过评法批儒,接着到各省讲学,都是各省省委和省革委领导人到飞机场、火车站迎送,在省报头条上发消息,特号字大标题报道‘杨荣国教授来我省讲学’”。到了1973年12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一书。
  不过,由于是奉命而作,加上多年意识形态斗争的套路和惯性,杨荣国的这些著作、文章只堪是“帮派文章”,很难说有学术价值。例如,他在《儒法两家的斗争和孔子反动思想的影响》中说“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特地去会见她,由此可见孔子的所谓品性,所谓道德,看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并不那么正派”,这几乎是对孔子进行人身攻击了。更加不幸的是,如果说杨荣国此前的”批林批孔”还算得上是一家之言,这时却已完全成为“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等的炮弹了。此后,江青等借反对“走后门”发难,杨荣国被“四人帮”牵着鼻子走,进行所谓“周游列国”式的巡回报告。报告中竟不顾历史学家的本分,妄将“子见南子”解释为孔子“想到卫国去做官,走内线”,以及“孔子走后门,想通过南子在卫君面前讲些好话,使自己能在卫国上台,做大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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