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百岁老人周有光的文字春秋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1955年奉调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参与拟定拼音方案，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1979年至1982年，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经过多次会议，由国际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曾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出版书籍近30种，其中《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大学教材的基础，《世界文字发展史》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列入“中国文库”。2005年以百岁高龄出版《百岁新稿》。
算命先生说，不行啊，只能活到35岁
2005年，复旦大学迎来百年校庆，9位百岁老校友与母校同庆百年华诞，他们中最大的107岁，最小的100岁。他们的睿智人生，最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汇集成《巍巍上庠百岁星辰：复旦百岁校友见证中国百年》一书，令后来的学子们从9位长者的身上，真切地感受到100年来无数有志之士的精神。在这9位百岁老人中，就有周有光。
记者：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您能活到百岁？
周有光：没有，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家的老妈妈就给我偷偷地算了一个命，算命先生说，不行啊，只能活到35岁。
记者：您当时信没信？
周有光：我当然不信，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现在我两个35岁也不止了，快三个了。人家说算命先生算得不准，我说不对，他算得还是准的。
记者：为什么？
周有光：我年轻的时候身体并不好，很容易生病，而且有一段时间患肺结核病，还有忧郁症。我为什么会长寿，不是算命先生没有算对，是因为科学进步了，要感谢科学家。
记者：即使科学进步了，像您这么高寿的也不多。
周有光：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长命百岁，这个话很有道理。一百岁是人的生命的极限，超过极限是有的，可是是例外。
记者：您现在已经是例外了。
周有光：我是例外。最近有个事很有趣，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百年纪念，其中一个项目就是要找到在复旦大学教过书的、超过100岁的老教授，找到了9个，最高年龄是107岁，我是当中的小弟弟。不同的就是，他们现在都不能工作了，有的不大能动；我还能动，还能生活自理，还能工作。我现在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
记者：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是您给自己布置的作业吗？
周有光：不是作业，随便写的。有一个小刊物，20年前创办的，我这20年来一直给它写文章。
记者：您都写哪些方面的文章呢？
周有光：当然有一部分还是本行的，语言学、文字学的文章，多数写的是有关文化问题的文章，文化问题今天各方面讨论得很多，我也就参加讨论了。
记者：您是不是非常希望出门看看？
周有光：也不一定。我大概是在85岁时离开办公室的，离开以后主要在家里看看书、写写东西，现在已经习惯不出去了。
汉语拼音是双向桥梁，
一方面面向中国国内的大众，
一方面是跟世界的交流
作为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是从49岁才半路出家的。1923年，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产生了兴趣，还经常写些心得体会发表在报刊上。1946年，在新华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被派往美国工作。解放后，他回到祖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新中国刚成立时，有数十种方言，且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语言文字，是不可想象的。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应邀参加会议。
记 者：50岁之前您是一位经济学家，50岁之后却变成了语言文字学家。
周有光：新中国成立不到几天，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就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教研究生。那个时候觉得中国经济最不发达，发展经济最重要，我就搞经济，所以回来做一点经济工作。回来以后，除了教书，我同时在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任第二业务处处长，还接任了新华银行的秘书长，一个人做三个工作。
记者：那时候上海应该是陈毅当市长？
周有光：是陈毅，陈毅市长精力充沛，反应快，他差不多每个月都要组织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10个人左右。他每次都会请我去，我们很谈得来。1955年10月，北京要举行全国第一次文字改革会议，邀请我参加。在北京开完会，我就准备回去了。结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吴玉章、副主任胡愈之要把我留下来，我说我不行，是外行。吴玉章说，这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口号——“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中国很大，好多方面都缺少人才。这样我就同意留下来了。
记者：那时候您也50多岁了吧？
周有光：那时候49岁。改行是很偶然的，没想到改行，可我是既来之，则安之，我就很认真地搞语言文字学，因为语言文字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问。
记者：当时您的任务是什么呢？
周有光：我们这个单位分两个司，一个以汉语拼音为中心，另一个以汉字简化为中心，我主管汉语拼音这部分。
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文改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韦和周有光。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韦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而周有光因为离开了上海，没有其他事情，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对于拼音方案，周有光提出了三条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实际上三个人的看法基本一致，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要用26个拉丁字母。
记者：现在大家都很习惯了汉语拼音，我们小学开始第一课就是拼音。但当年您做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还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周有光：当年做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反反复复广泛征求意见才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跟周恩来总理讲，由国务院通过就行吧？周总理说不行，还要上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周总理的想法比我们高一步，我们以为国务院通过就可以了。
记者：这也充分说明当时语言文字改革，包括汉语拼音方案的出台，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周有光：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那个报告就是说明政府文字改革的政策，当时提出三项任务：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这个讲话是代表政府说明政策的，像这样一个讲话，周总理很认真，准备了一两个月。周总理的确是亲自指导这个事情，真正花工夫的，有时候白天没有时间，夜里还打电话来商量修改。
记者：我听说，当时在选择汉语拼音方式的时候，高层也是非常重视的。
周有光：非常重视，为什么非常重视？因为新中国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广大人民没有文化，大多数都是文盲。这个问题怎么办？当时部队就做了一个事，有一个部队的教员，叫祁建华，他发明了一个方法，让年轻的战士集中力量学汉字，一天学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很短的时间学了3000多字。郭沫若还有过一个讲话，说我们国家今天出了第二个孔夫子了，就是祁建华。评价非常高。大家就觉得，祁建华了不起，如果全国都用这个方法，很快就可以提高文化水平了。可是这个办法在部队是成功的，到群众中去办都不成功，都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