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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闪闪的红星》拍摄前后
作者：崔斌箴
江青要拍儿童电影
1972年10月，国务院文化组在京召开“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座谈会”。来自八一、长影、北影、上影、新影等制片厂的样板戏摄制组主创人员和厂里负责人，汇聚前门饭店。江青在会上指手画脚，情绪激动，对样板戏提了很多意见。可能是想起刚刚看过的南斯拉夫儿童片《铁道儿童》，江青兴致所至，在座谈会上说了一句：“你们要为孩子们着想，为孩子们服务。我向你们呼吁，给孩子们拍些电影吧！”
座谈会会期拉得很长，足足开了将近半年，直到1973年3月才结束。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主任彭波回到八一厂来不及喘口气，马上召集故事片创作人员，琢磨领会江青的讲话精神。烟雾缭绕之后，大家一致认为拍故事片可以从儿童片入手，因为这样既可以响应“首长”的号召，又容易出新。大精神一定，大家便分头寻找创作题材。
曾因拍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而出名的摄影师张冬凉，四处寻找创作素材。有一次，他回到家中，正在琢磨着儿童故事片的事情。无意中，广播评书的声音在耳际飘过，孩子们正在专注地听广播。他顺便问了一句：“广播的是什么？那么吸引你们。”孩子们扭了一下头：“中央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闪闪的红星》，说的是儿童团员潘冬子的故事，可好听了。”张冬凉眼前一亮：“儿童团员潘冬子！”于是，他也认真地听起了小说连播，果然很吸引人。张冬凉马上找来小说仔细看了一遍，觉得很有改编电影的基础，他向彭波作了汇报，建议拍成电影。
小说《闪闪的红星》由济南军区创作部的李心田创作而成，原名叫《战斗的童年》，故事源于李心田的真实感受。他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小说原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战斗的童年》出版一事被搁置下来。直到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重新向李心田约稿。经过一番审查和论证，出版社决定出版小说，但认为《战斗的童年》这个书名太流于一般化，要求改个名字。李心田苦想了两天，最终把小说的名字改为《闪闪的红星》。
彭波是个细心人，他拿着小说《闪闪的红星》，认真琢磨了一下。它出版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广播电台又连续广播，看来政治上站得住；小说又是儿童题材，也符合江青的意思；同时《闪闪的红星》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本子，拍摄革命军事影片是八一厂的强项。经过一番论证，八一厂正式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务院文化组申报了选题。
出人意料的是，上面审批得非常顺利。1973年4月，文化组正式向八一厂下派了“为儿童拍摄电影”的任务。八一厂迅速组建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创作组，确定由陆柱国、王愿坚、王汝俊、曹欣、陈亚丁等人负责小说改编。另外还专门把小说原作者李心田从济南军区请来共同参与创作，具体由王愿坚、陆柱国执笔。陆柱国负责初稿写作，此前他已经写过《海鹰》、《战火中的青春》、《雷锋》等电影剧本，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加之，他又有赣南苏区的生活经历，对小说的背景比较熟悉，陆柱国的初稿很快写就。接下来，以陆柱国初稿为底本，大家每章每节反复推敲研究。最后，再由王愿坚润色定稿。7月底，《闪闪的红星》的电影剧本正式完成。
电影剧本创作期间，彭波开始物色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他把八一厂的名导演在脑海中过了一遍，觉得李俊最合适。其一，李俊早已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现在可以进行创作了，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其二，李俊拍摄过《回民支队》、《农奴》等优秀献礼片，业务上是一流的。为了加强创作力量，彭波还在导演组里加进了因拍摄《苦菜花》而出名的李昂。影片摄影师彭波自然想到了张冬凉，他为《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费了很多心思，而且又是“样板戏”的当红摄影。同时还配备了年轻的摄影师蔡继谓作为副摄影，他此前已经拍摄过《海鹰》、《槐树庄》等影片。摄制组确定下来后，《闪闪的红星》作为八一厂的第一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故事片拉开了拍摄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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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闪的红星》摄制组刚成立的时候，张冬凉任组长。不久，张冬凉被江青指名担任“样板戏”《平原作战》摄制组组长兼摄影，拍摄《闪闪的红星》的重担就全压在了李俊身上。不久，李俊被任命为摄制组第一导演、组长、党支部书记，成了业务、行政、思想“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分镜头剧本上，行政事务由制片去落实，党务交给支部的协理员去做，挑选演员的工作专门由几个副导演负责。
《闪闪的红星》的演员选拔工作确实费了不少周折，最先确定下来的是除冬子、春伢子之外的成年演员。扮演冬子父亲的是八一厂演员剧团的赵汝平，他是厂里较为成熟的演员，曾在《烈火真金》、《碧空雄师》、《英雄坦克手》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中有出色表现。更为重要的是，赵汝平曾经被江青评价为“气质不错”。这样，他算是政治业务双保险，最先一路绿灯通过。冬子妈则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郑振瑶扮演，她演过多部话剧，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被誉为话剧舞台上的“奇花”。《闪闪的红星》是她第一次亮相银屏，定型照一出来，大家一致叫好。就这样，郑振瑶也定了下来。宋大爹由八一厂名角高宝成扮演，他以神似老农著称。剧中另一个主要人物胡汉三非常抢手，厂内外来了好几位竞争者。最后，摄制组决定让他们在西山试镜，然后送交总政领导审查批准。经过筛选，最终领导和导演都认为刘江的条件比较优越——“更像这个坏人”。于是，刘江就变成了“胡汉三”。
当然，选演员最费功夫的是寻找扮演冬子和春伢子的演员。李俊在精心构思导演台本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少年演员的筛选工作。为了能选到满意的少年演员，李俊把选拔和培训冬子演员的任务交给演员出身的副导演师伟去做。师伟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出名，她是少女型明星，主演过《儿女亲事》、《一场风波》、《母亲》、《秘密图纸》等多部影片，选拔演员自然是行家里手。
为了寻找两个小演员，师伟几乎跑遍了整个北京城，每天拿着月票在北京的各个小学里转。1973年初夏，天出奇的热，很多人都不愿出门，但师伟没有打退堂鼓，依然顶着烈日到处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师伟很快找到了春伢子的扮演者。那是一个13岁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名叫刘继忠，长得活泼可爱，憨厚朴实，非常符合春伢子的气质。李俊导演看后非常满意，当即就定了下来。
扮演春伢子的小演员定下来了，潘冬子的演员却依然没有着落。师伟先后也看了近百位孩子的照片和录像资料，但都不满意。对于冬子演员的选择，摄制组极为苛刻，因为全片所有情节都要围绕潘冬子展开。小演员是影片矛盾的中心、剧情的中心、表演的中心，他的气质、形象、艺术感觉都直接影响着影片的好坏。导演在安慰师伟等人的同时，也嘱咐他们宁可选得慢一点，也一定要选好，所谓慢工出细活。师伟这次想到一招：大面积撒网与重点突击相结合，即在自己带领专职人员寻找的同时也广泛发动身边的朋友、亲戚和同事帮助物色推荐合适的孩子。这样一来，师伟大约看了几百个孩子，但是仍然没有理想的人选。
六一儿童节马上到了，师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她到处观看孩子们的演出。最后，师伟把目光锁定在三四个孩子身上，其中两个孩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三年级小学生祝新运，长得浓眉大眼，机灵可爱；一个是二年级的洪剑涛，乖巧好动，招人喜欢。但毕竟年龄有些小，洪剑涛见人有点胆小，怯生生的样子。有的同事开玩笑说：“洪剑涛这么胆小，见了胡汉三就吓得没法表演了，还是祝新运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