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杜广沛和他的老戏单
作者：娄 悦
戏单当中涉及到诸多的戏班、诸多的演员、诸多的剧目，从中可窥知剧场之变迁、演出之习俗、剧目安排之特色、专业和业余演员之交流、名演员不同时期演出盛况以及当时之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况等等。因而，收藏戏单无异于收藏绵长绚烂的中国戏曲史，无异于收藏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
著名剧作家齐如山先生当年曾收集了多种戏单，据说堂会演出的戏单最多，有600余张，可惜老先生1962年在台北去世后，藏书即由他的后人转让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而所藏戏单竟散落得无迹可寻了。
我目前所见过大量收藏戏单的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美技师杜广沛先生。杜先生自幼酷爱戏剧，尤其喜欢京剧、曲艺。他本想入科班学京剧，但遭到家中反对，只得作罢。但他依然执着地爱着它们，得机会就进戏园子去看、就上舞台去演……1952年成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随“中戏”话剧团一起合并过来，干起了舞美兼演员的工作，算是真正从事起自己喜爱的工作。
杜先生喜好收藏节目单（即戏单），只要是他看过的，他都保存起来（实际上，没看过的他也设法收集）。从中华民国到“文化大革命”，他收藏的各种戏单有500余张。可惜“文化大革命”时怕抄家，当废纸卖了不少，此举成为老人家一辈子的憾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重操旧业，无论是看戏也罢，向朋友索要也罢，只要能收集到的他都收集，而且不分剧种，来者不拒。此外，他经常逛旧货市场，北京的、外地的都逛，只要发现老戏单，甭管花多少钱，他绝不吝啬，掏钱就买。那真叫“苦搜求”啊！他所收藏的各类戏单多达三四千份，其中京剧戏单居多。
杜先生收藏的最珍贵的是宣统三年北京“同庆班”的一张寿宴堂会戏单，领衔的“角儿”都是梅兰芳老师一辈儿的演员，上面还用四个寿桃图案分别加圈儿在“寿山福海”字样之处，这对研究戏曲史及清末民俗很有价值。
还有一些老戏单上印着简单的经营规则，如民国初年的一张戏单上，抬头印着“广和楼”戏园子名，号称“京城无戏不学谭”的谭鑫培的大名居中而印，“谭鑫培”三个字呈“品”字形排印，要比其他“角儿”的用字大一倍，十分显著。从这里可以领略到旧时戏院老板的“名牌”战略或“品牌”意识。
我年少，和杜先生可算是隔辈儿人，可他并不小视我，并多次向我介绍戏单里的知识。他说：戏单就是戏曲史，不同的戏单诉说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戏单记载着不同的历史。比如一张广德楼的戏单，戏单上的戏名、演员名单两旁写有票价——楼上包厢两元、池子四毛、上下场（两廊）三毛、廊子一律一毛、木炕两毛五分。杜先生解释说：“‘包厢’在楼上前排，一般达官贵人全家看戏全坐包厢，有茶水瓜果侍候，票价最贵。‘池子’是舞台两边很高的座位，可以看到演员进出舞台，有的戏迷专爱坐此高位。‘廊子’俗称‘靠大墙’，这是穷人的看戏方式，我小时候就常在廊子听戏，票价最便宜。‘木炕’则是指楼上包厢后的木架板，位置最高，形如木炕，观众上去盘着脚看戏……”
“早期老戏单多为木版印刷或石印，后来则改为铅印。用纸有红纸、绿纸、白纸等，格式多为横式，上端为剧场名称、地址、演出日期，其下即为剧目，按演出顺序自右至左排列。每一剧目的上半部是演员名单，下半部才是剧名。戏单越往后内容越丰富，花样也多了起来，有的戏单上印有剧场的外貌图片，有的有新戏预告，1944年上海大舞台的戏单上还印有演员剧照。”
每次听杜先生的解说，我都感觉仿佛置身于当时的戏园子里，各色身份的人分处不同的位置，或坐或站，或高或低，凝神赏戏，活脱脱一幅旧中国都市生活的风俗画。一滴水可见日月，小小戏单中竟蕴含着如此丰富有趣的内涵。
我们在翻看一张张老戏单的时候，还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经典话剧《蔡文姬》，杜先生找出1959年、1978年和2001年三次演出的戏单进行比较：1959年的那场，是为外国友人演出的专场。戏单封面为中文和阿拉伯文对照（内页全为阿拉伯文），尺寸较一般的戏单大，长宽比例接近黄金分割，秀雅端庄，图案设计和用色于朴素中透着典雅尊贵，纸质则细腻挺括，隐隐中有种大国气度，跟那个时期人们的心气儿和社会精神很相符。“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全被划入“毒草”之列遭禁，《蔡文姬》也未幸免，直到1978年4月才又与观众见面。1978年的戏单于封底标明“重演于北京”，《蔡文姬》解禁了，但表演者的生命、艺术青春能那么简单地第二次焕发吗？老艺术家朱琳在差不多20年后站在同一个舞台上，说着同样台词的时候，她的心情能和当年一样吗？2001年戏单封面注明“复排导演苏民”，向人们昭示着不同时期艺术和艺术家们的遭际，令人不由浮想联翩——《蔡文姬》不仅要换一换演员，她内在的东西也要变一变了……把1978年的戏单和2001年的戏单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时也不难发现两者的巨大差异：尽管1978年版《蔡文姬》的重演在文艺圈和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是2001年版《蔡文姬》无法比拟的，但1978年的戏单显得那么单薄，那么简陋，纸质、内容都难和2001年的戏单相比。另外，2001年《蔡文姬》戏单中关于演员的介绍虽然仍“以出场为序”，但演员表下单独刊登了5位主演的照片，而且人艺还制作了单页的小广告，也是以这5位主演作“形象代言人”。100年前，人们看戏看的是“角儿”，戏单上“角儿”的名字是主打，被印得大大的；今天的人们——主要是年轻人，看的也是“角儿”，明星的照片被处理得很突出。但是，此“角儿”和彼“角儿”在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上又有不同，观众在欣赏和玩味他们表演时的心态似乎也不尽相同……“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角儿”，个人是不可以突出的，所以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戏单，能够得到的是那个时代的共有的精神，编剧、导演、演员的修为、成就都淹没在一片红色里。
仔细翻阅这些林林总总的戏单，仿佛漫步于多姿多彩的戏剧艺术长河，令人目不暇接。杜先生收集了数量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广、内容如此之珍贵的戏单，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倾注了满腔心血。个人收藏达到这种程度、这种境界，已不属于单纯的个人爱好范畴了，而是爱祖国、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一种充分的、具体的体现。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