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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刘步蟾引起的风波
作者：戚其章
刘步蟾是中国早期海军的一位重要将领，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知道的人并不多。他后来之所以出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与彩色电影故事片《甲午风云》的上映大有关系。《甲午风云》把刘步蟾当做反面角色来写，把他定性为胆小怯敌的投降派。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信者固信，疑者亦疑，本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料却由此引起了一场风波。
身后恶名从何来
刘步蟾，字子香，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52年生。16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为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曾充任建威兵船管带。25岁时，船政学堂派第一批毕业生出洋学习海军，入选。留英3年，学业猛进，出类拔萃，每试“成绩冠诸生”。英国海军中将斐利曼特对其有两句评语：“涉猎西学，功深伏案。”《清史稿》亦有评论称：“华人明海战术，步蟾为最先。”1879年回国后，刘步蟾认为中国加强海防，必须建设强大海军，因撰《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上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采取积极防御方针：“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清朝命丁汝昌为提督，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鏖战黄海，丁负伤，刘代为督战，表现优异，发炮连伤日本数舰，特别是重创敌旗舰“松岛”号，使其丧失战斗力而驶逃。翌年2月，日本陆海两军合击威海卫港，“定远”舰中敌鱼雷，刘步蟾“守船亡与亡之义”，遂自杀殉国。
刘步蟾死后，国人对他的评价还是十分正面的。如池仲祐撰《刘军门子香事略》称，1891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3年，户部奏准停购船械两年，刘步蟾认为日本“增修武备，必为我患”，恳陈李鸿章转奏朝廷，请按年添购铁甲舰2艘，以防不虞。李不应。刘不顾个人安危，愤而力争道：“平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当时在座者无不大惊失色。池氏评之曰：“其忧国之深，忠愤激昂，流露于言词之间，而不自觉也。”黄海之战，刘因指挥得力，受到廷旨嘉奖。及刘殉职，李鸿章“为之太息，并叹当日面争之语不虚也”。在池氏的笔下，刘步蟾是一位忧国尽职的爱国海军将领。
但是，对他的评价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英国人泰莱于甲午战争时曾任“定远”舰副管驾，晚年著有他在华经历回忆录《在中国牵线》，书中即对刘步蟾大肆攻讦，称其为临危丧胆的懦夫，在中日黄海海战中擅变阵形，将舰艇编队由纵队改为横队，把自己的座舰“定远”居中以求自保。泰书于1929年在伦敦出版，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张荫麟将其译成中文，题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录》，刊于1931年4月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张氏的译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史学界的注意，视为研究甲午海战和北洋海军的重要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其中关于黄海海战的部分，更被许多研究者奉为信史，在论著中竞相引用，渐成重大影响。
从此，刘步蟾身后背上了恶名，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将领中一个突出的反面典型。泰书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如早在1938年，蒋廷黻出版《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书，即称：黄海海战接仗之初，刘下令将阵势“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1947年，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问世，更称刘是“卑污的懦夫”，其罪名也是“擅自改阵”，“违反议定的阵势”，“企图居中躲避炮火”。这两位前辈学者都对泰莱的记述信之不疑。
由于范老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他的话也就一锤定音，为中国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刘步蟾的历史地位也就此似乎成了无可争辩的定论。
喊出正面评价第一声
起初，我对范著的观点并无不同意见。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正在威海养病，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尚健在的原北洋舰队水手和知情者，从而听到了不少反映刘步蟾的为人和表现的故事。他们对刘都极力称赞，有口皆碑。如原“定远”号水手陈敬永说：“刘船主有本事，也有胆量，全船没有一个孬种！”这怎么能跟“懦夫”的形象对起号来呢？于是，我开始对范著所述产生了怀疑。
其后，我在访问中发现了一份李锡亭撰写的《清末海军见闻录》手稿。李是荣成马山村人，曾为谢葆璋（冰心之父）幕宾。谢葆璋曾经是北洋舰队“来远”号的二副，后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李与谢私交甚厚，相处有年，故极熟悉北洋海军掌故。李稿有一段记刘步蟾事称：
定远管带刘子香，早年去英国习海军，成绩冠诸生，提前归国。北洋水师创建之初，一切规划多出其手。他在大东沟一战（黄海海战）中指挥努力，丁汝昌负伤后，表现尤为出色。有诬其怯战者，特受洋员之蒙蔽耳。……洋员泰莱（戴乐尔），尝倡议购置智利巡洋快船，交其本人指挥。刘子香闻之，从中梗阻，泰莱愤然，每寻机诋毁之。此后，泰莱又欲谋总教习一职，亦受阻于刘子香。初，汉纳根建议提督，以泰莱为其继任，汝昌未决。刘子香闻此议，力陈泰莱之为人，野心难羁，终将偾事，汝昌韪之。泰莱乃大愤，益迁怒刘子香。
读完李稿后，我心中十分兴奋，终于找到了泰莱之所以诋毁刘步蟾的原因，觉得对刘的评价和历史定位的确应该重新考虑。
这样，再来读泰莱的回忆录，许多问题便一清二楚了。例如，海战中北洋舰队改纵阵为横阵，确有其事，是否是刘步蟾擅自改变的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提督丁汝昌在战后的海战报告中即说明是他下令改阵的。参加过黄海海战的“济远”舰帮带大副何广成著《冤海述闻》一书，尽管对刘步蟾攻击甚力，但也不否认是丁汝昌下令改阵的。何况改阵后“定远”的位置居于舰队之前，怎么可能自保？据当时日本舰队的观察记录，黄海之战接仗时，“定远”舰正位于舰队“三角形的突梯阵”的尖端，更说明刘步蟾是冲锋在前的。可见，泰书所谓擅改阵形，纯属欲加之罪的不实之词，应该加以辨明，还刘步蟾以公道。
正当我愤愤不平之际，读到了《文史哲》1957年第6期发表的郭毅生及其学生汤池安署名的一篇争鸣文章，题为《论甲午黄海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郭文认为：“刘步蟾是否违反议定阵形，不仅关系我们对他个人作出正确的评价问题，而实在是我们在黄海大战中对北洋舰队作出正确的评价问题。”并提出三点：其一，“现在的近代史书籍中，甲午战争被描写得灰暗失色，毫无生气，似乎清政府不抵抗，连广大人民、士兵群众和爱国将领等也被腐蚀了。很显然这是违背事实的”。其二，“对于北洋海军，我们觉得有很多问题值得重新加以研究和估价”。其三，“海战开端前阵形排列也不是总兵刘步蟾为了懦怯的目的而擅改；海战中广大将士都异常英勇，值得大书特书”。读后甚获我心，引起强烈的共鸣。这是第一次听到对刘步蟾的否定评价表示异议的声音。郭文喊出了正面评价的第一声，使我感觉到对刘步蟾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入下去。
当时，我认为郭文的发表必定会引起一场关于刘步蟾评价问题的激烈争论，也正准备撰文参加讨论。不料我的设想竟然落空，只见到一篇对郭文的商榷文章，还是只谈北洋舰队的布阵正确与否，避开了刘步蟾的评价问题。难道重评刘步蟾有什么不合时宜之处？当时确有这种顾虑，一时就未敢动笔。这时，我正应一家出版社之约，着手撰写《中日甲午威海之战》一书，其中叙述历史背景的一章里必然要涉及刘步蟾在黄海海战中的实际表现，究竟怎样写才好，不禁犯起难来。照范著的口径写，未免有违史家的良知；按郭文的思路写，又怕引火上身，难以招架。为此而踌躇多日，最后才决定了两条：第一，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对刘步蟾给予肯定；第二，对刘的正面评价点到为止，不展开论述，以免节外生枝。于是，我在书稿里便用了“奋勇督战”四个字来概括黄海海战中刘的表现，当时还自以为这种做法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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