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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南与新中国外交
作者：骆亦粟
组建新中国外交部
炳公1908年生于陕西省乾县，1925年在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参加革命后不久，就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和外事工作，并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周恩来在外事方面的得力助手。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长江局并设由周恩来领导的国际宣传委员会，炳公是委员之一，主持日常工作。1938年国民政府迁重庆后，中共中央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先设对外宣传组，后改为外事组，均由王炳南任组长。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中共中央成立南京局并设由周恩来领导的外事委员会，炳公任副主任兼中共代表团发言人。1947年5月，中共中央第一个直属的外事机构——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成立，叶剑英兼任主任，炳公任副主任。1948年4月外事组随中央机关迁至河北省西柏坡，周恩来兼任主任，炳公任副主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决定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为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由于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统揽全国大局，王稼祥很快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李克农在党中央还有其他任务，章汉夫在上海任外侨事务处主任，组建外交部的具体任务便落在炳公身上。这时炳公41岁，怀着跟随共产党革命20余载终获胜利的喜悦和建设新中国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外交部的组建工作当中。他面临繁重的任务，一方面要选定办公地点、建立机构、配备干部、建立内部规章制度和工作秩序；一方面要执行对外政策，争取国际承认，建立国际联系。10月9日，炳公经商李克农向周总理上报了外交部机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草案。草案设办公厅、6个地区业务司、两个专门委员会，推荐人才包括伍修权、乔冠华、宦乡、柯柏年、夏衍、阎宝航、董越千、赖亚力、龚澎等。这个方案经政务院第11次会议通过。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召开了成立大会，王炳南主持，周恩来、李克农发表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讲话。炳公致开幕词，不念稿子，下面是非正式记录：
今天是本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请周部长、李副部长讲话。10月1日外交部成立，10月5日部分单位即开始办公。从那时到现在，在机构、人员两不健全的情形下，我们进行了一些工作，对外方面：（1）办理了毛主席文告和周部长公函送达各国，与9国建立了外交关系；（2）办理了苏联大使罗申递交国书；（3）准备并欢送王稼祥大使赴任；（4）由周部长出面宴请了法捷耶夫代表团；（5）欢送丁玲率领的代表团赴苏参观；（6）举办庆祝十月革命节酒会。对内工作：（1）草拟了本部组织条例草案；（2）配备了各级工作人员；（3）分配了临时办公地点和宿舍；（4）初步建立供给与待遇制度；（5）与政务院建立联系，并建立了汇报制度。外交部建部工作，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顺利完成任务。有了办公地址，有了组织条例，有了工作干部，这些条件与其他部门比较起来是很难得的。我们相信，今后在周、李两位部长直接领导下，定能顺利完成任务。
从这个不足400字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外交部建部之初内外工作的繁重，也隐约可见炳公之才干。
1950年4月，为了及时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外交部用一个月的时间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自上而下地进行建部半年总结。那时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相当认真的。5月炳公受周总理委托，在全体大会上作了长篇总结报告。报告分对外和内部工作两部分，在前一部分中他总结了半年的外事工作，阐述了国家的外交方针政策；在第二部分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部内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包括在团结、工作效率、精通业务、遵守纪律、提高警惕、保密、朴素整齐、机关秩序等八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醒大家今后注意”。其中讲到：“我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就应当是无条件的”，“外交部是由各方面同志组成的，现在在一起做事，便要看大家的关系是否能处理得好”；在强调请示报告时说“处理问题，宁愿慢一点，但是必求稳当”；在讲朴素整齐时说“在外交上大家很容易比高低，讲身份，这样容易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狭隘”，“今天我们不能同别人比，人民的外交人员要保持革命的本色和朴素作风，但是我们要整齐”；在讲机关秩序时说“部里经常有各国使节来，他们不仅是办交涉，还要看共产党是怎样管理国家的，我们一举一动给人一个坏印象就要影响国家声誉”，因此“特别要注意保持机关的秩序”。这些话都是半个多世纪以前讲的，现在读来仍觉得亲切和有意义。这次总结活动和他的报告，再次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有政策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的。
外交部的组建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外交部全体人员通力进行的，并非炳公一人业绩，但说他起了重要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恐不为过。建部后几年的工作实践再次证明，炳公在为国出力方面有很大潜力。1954年炳公被晋升为外交部部长助理，仍兼办公厅主任。
同美国谈判的九年
1954年在苏联的倡议推动下，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讨论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是新中国出席的第一个国际会议。中央领导十分重视，任命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王炳南任代表团秘书长。
会议期间，美国通过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英国向中方表示，希望解决美国在华被拘留人员问题。当时中国也有一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留学生被扣在美国，不能回国。周恩来认为应利用这一时机，开辟同美国直接接触的渠道。经请示中央，指定王炳南为代表与美国代表就两国侨民回国问题进行会晤。美方代表是代表团成员约翰逊。他是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曾参加过北平军调处工作和朝鲜板门店谈判，有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双方可谓是棋逢对手。王炳南与约翰逊的正式会晤进行了四次，双方各自阐述了本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和要求。在第四次会晤中，中方提出：建议双方起草一个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同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表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美国拒绝了中方建议，会晤未能达成协议。炳公在周恩来指导下，既坚持原则，又机动灵活，不卑不亢，彬彬有礼；对方也是谈判老手，讲究礼貌。会晤保持了轻松和有利于相互接触的气氛，在两国敌对的形势下这种气氛是有意义的。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就台湾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这个声明引起了巨大反响。那时美国也有同中国保持接触的需要。他们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当时中国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中美会谈影响斗争大局，是震动世界的事。谁来担此重任？据说中央曾有几个人选考虑，最后还是选定王炳南。那时他已出任驻波兰大使。美国代表仍是同炳公打过交道的约翰逊。中美互不承认、没有外交关系，但又举行大使级会谈，这是外交史上的创举。
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中美双方在第一次会谈中轻松地商定了议程，一是双方侨民遣返问题，二是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按中方理解，第二项议程当然是美国占领台湾和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的问题。关于遣返侨民问题的会谈反反复复进行了多次，谈判是艰难的。为了使会谈不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无限期纠缠，以便进入实质性问题的会谈，即第二项议程，中国在释放在押美国人方面作了些让步，双方终于在9月10日达成协议。这是以后持续15年的中美会谈达成的唯一协议，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