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以挖苦始，以钦佩终
作者：孙国林
知错改错，不搞阴谋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在会上，凯丰却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话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以致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同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又提起遵义会议上凯丰对他的挖苦，说：“凯丰他自己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凯丰不仅在会上站在博古一边，而且会前受博古指使，三番两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他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凯丰的可贵之处在于知错改错，不搞阴谋。两个月后，他想通了，马上转为拥护毛泽东。此后，在长征途中的许多政治关口，凯丰都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张国焘看了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并向张闻天等发泄。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7月18日至22日，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会后，张国焘策划了一系列对凯丰的“反击”活动。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在沙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分工时，让凯丰负责长征路上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会议上，他又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并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后来，他又担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干部必读》的编委，日益显示出他的理论和宣传才干。
中央到达陕北后，决定凯丰担任“少共”中央书记。11月间，他又受命筹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担任书记（秘书长是胡耀邦）并兼任中央团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后，凯丰还兼任粮食部部长。在1936年1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红军过河东征计划，凯丰随毛泽东、张闻天一起出征，参加地方委员会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东征后的宣传群众的任务。5月间，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凯丰是重要成员之一，肩负着指导党的报刊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10月20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保安召开，讨论红军进入友军地区的地方工作，凯丰作了报告和结论，要求对新发展地区分类进行工作，灵活运用政治工作原则。
1936年11月22日，凯丰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了毛泽东命名的陕北第一个文艺协会——中国文艺协会（丁玲为主任）的成立大会，并讲话祝贺。这成为陕北和延安革命文艺的“壮举和开端”。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事发仓促，震动中外。在保安的毛泽东得悉后，急召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和凯丰等到他的窑洞开会，分析形势，商讨对策，确定了正确的应对方针。1937年1月20日，红军大学迁到延安，更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规定了教育方针和校训，凯丰则为抗大写了校歌。毛泽东审阅歌词时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方针。”后来，由吕骥谱成歌曲，在抗大，在延安以及各解放区传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子孙……”
在风云激变的年代
1937年是一个风云激变的年代，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我国的政治、军事、政党、阶级关系及国际形势，都处在一种调整和激变状态。
这年，凯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党的各种重要会议，讨论制订重大方针政策。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研究人事安排，决定凯丰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3月间召开了党的“延安会议”，最后三天批判张国焘。凯丰首先作《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报告，系统揭发和批判了张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4月，《解放》杂志创刊，凯丰参与编辑工作。5月初，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凯丰被选入由19人组成的主席团。会议听取和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重要准备。8月，凯丰出席了洛川会议，参与制订指导全国抗战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他在会上积极发言，完全同意毛泽东报告中关于战局的分析和提出的独立自主领导抗日的方针政策。
1937年8月21日，毛泽东直接关心支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丁玲为主任。毛泽东为该团讲“大众化问题”，并要凯丰去讲“统一战线问题”，作为“西战团”出发前的培训课。毛泽东和凯丰多次找丁玲谈话，对“西战团”的工作方针作出具体指示。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举行，凯丰等13人出席，主要讨论抗战以来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会上斗争激烈，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一度得势。在这场斗争的关键时刻，凯丰站在毛泽东一边。13日，政治局作出关于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一个“准备召集七大委员会”，凯丰是成员之一。后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七大延至1945年4月才召开。
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尽管凯丰没有列为发起人，但在拟定学校董事会名单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列进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关心和指导着这所高等艺术学院的成长，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人才。
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37年4月，凯丰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为他在指导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中，未能把张国焘与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分开来，伤害了四方面军许多官兵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