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红旗》发表谭震林文章的前前后后
作者：雷声宏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邓小平的批示，拨正了《红旗》的根本方向，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下面，我作为组稿人之一和责任编辑，对谭震林的文章发表前后的曲折过程及邓小平对谭震林文章的批示的作用和影响，作一个历史的回顾。
“我不能光写回忆录”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予以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中央领导同志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5月18日，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找熊复谈话，传达中央决定，让熊复接替王殊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同时指示熊复：《红旗》杂志不要介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强调要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
熊复就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之后，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所发文章一律不涉及真理标准的讨论。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思想理论战线上如此重大的讨论竟然不表态，引起了社内外群众的议论和不满。当时一位湖南的同志对我讲：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国各省市都表了态，只有台湾省和湖南省没有表态；全国各报刊都表了态，唯独《红旗》没有表态。当时《红旗》杂志的处境十分孤立和被动。
正在这时，即8月17日，《红旗》杂志编辑部负责人找到我和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借调到《红旗》帮助工作的张炯、陈素琰，我们三人当时都是编辑部文化组的成员。他要我们约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写一篇关于井冈山斗争的回忆录，准备在《红旗》杂志9月号上发表，用以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两周年。
我们接受任务后，查阅了一些有关井冈山斗争的历史资料，于19日上午来到谭震林的家。谭震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笑着说：“《红旗》约我写文章，那很好呀！不过，我不能光写回忆录，我要通过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紧接着，谭震林详细地回忆了井冈山斗争的情景：1927年9月秋收起义之后，毛主席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到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地区，挺进赣南、闽西为止，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艰难曲折的斗争。正是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重要原理。毛主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并且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土地革命的纲领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正确思想，对无产阶级建党、建军、建政学说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这些正确思想正是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检验，是科学的真理。
谭震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担任过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后来又接替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第二任特委书记，对井冈山斗争历史如数家珍，十分清楚。他一提到这段历史，就滔滔不绝地回忆了井冈山斗争的若干具体事例，大约谈了近三个小时，我们作了详细纪录。最后他说：由于他工作太忙，要让我们按照他谈话的观点和材料代他起草初稿，我们当然不好推托。他还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起草这篇文章时，也要遵循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理，亲自到井冈山走一趟，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增加感性认识，这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写活。”
我们根据谭震林的谈话精神和要求，作了多次研究，拟定了写作提纲和调查提纲。由于写作内容的变化，原定于《红旗》杂志9月号上版的计划只好后延了。后来，文章改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
“我的两个‘凡是’对抗他们的两个‘凡是’”
经编辑部领导批准，经过充分的准备，我们三人于9月16日离开北京，第一站到达长沙，瞻仰毛主席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查阅了有关的党史资料并邀请有关同志进行座谈，随后又到毛主席故居韶山参观访问，并沿着毛主席当年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战斗道路前进，直奔井冈山。每到一站，停住几天，瞻仰革命遗址，调查访问，查阅资料，直到10月3日，才调查完毕。历时半个多月。沿途所获材料甚丰，加深了我们对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和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的理解和认识。
10月初我们回京之后，根据谭震林谈话的精神和我们从湖南、江西搜集的材料，经过多次研究，以张炯为主，起草了文章的初稿，对初稿又几经讨论、修改和补充，才送本社印刷厂排印。
10月下旬，我们将初稿送交谭震林。11月上旬，谭震林看完初稿，作了一些修改，将改稿送还，并附信称：
文章写得很好，我完全同意，只在后面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根据谭震林的亲笔修改稿退改后打印了送审稿，我们于11月中旬送交副总编辑方克，经方克转交总编辑。总编辑看完稿子后，作了批示：
根据中央指示，《红旗》不介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请向谭震林同志说明此意，并建议谭震林同志将文章中关于真理标准的内容删去；如果谭震林同志不同意删改，报中央审批。
考虑到这是带有根本性的改动，事关重大，我们便要求方克出面同谭震林商量，我们陪同。
11月14日下午，方克和我们三人同去谭震林家里商谈改稿事宜。当方克将总编辑批示的内容作了转达之后，谭震林沉思了片刻，斩钉截铁地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一点也不能动！”这时他虽然面带笑容，但明显感到他非常激动，甚至有点动火的样子。他说：“如果是材料的取舍，可以商量；如果改观点，绝对不能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他加重了语气说：“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要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又说：“现在群众中流传‘人民’上天，‘红旗’落地，就是因为《人民日报》积极投入了这场讨论，而《红旗》则一直按兵不动，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已经陷入非常孤立和被动的地步！你们回去以后告诉熊复：发表我的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来找我谭震林好了！”临别时，谭震林说：“你们回去以后，给熊复捎个信：这是我给他台阶下，就看他敢不敢下，肯不肯下。”
后来，谭震林又在电话中向《红旗》杂志负责人重申了这种坚定的态度。
尘埃落定
谭震林的这次谈话内容很快就被社内外许多人知道了，人们都普遍关心这篇文章的处理结果，纷纷向我们打听。同时，许多人对《红旗》杂志领导的这种态度更加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红旗》杂志编辑部于11月16日给中央打报告，送上谭震林的文章，请中央审批。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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