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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
作者：李晓勇
“求同存异”，一鸣惊人
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共有29个，其中亚洲国家23个，非洲国家6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只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除越南、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外，其余22个国家与新中国没有建交，甚至不曾有过来往，有些仍与台湾的国民党集团保持着外交关系。这29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点是：愿意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要求种族平等，希望和平。但是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解释“殖民主义”。有的国家听信所谓“共产殖民主义”一说，并把它与西方殖民主义相提并论，一起加以谴责。这就决定了会上必然要出现尖锐复杂的斗争。
17日这一天，尼赫鲁和吴努听到有人要在会上向中国发难的风声，放心不下，到中国代表团住地给周恩来打招呼。已经经历过日内瓦会议大风大浪的周恩来早已成竹在胸，从容答道：“我们对于要提出这样问题的人要分别看待：一种人是恶意的，他们要挑起争论，使会议归于失败，这种人我们应该意识到，不去理他们，或者用一些手法，使他们收回去，使他们的破坏计划不能得逞。另外一种人他们是怀疑的，他们不明白真相，他们是说出一些很不恰当的话，甚至于不好的话，我们应该向他们解释，使他们了解。”
1955年4月18日上午9时15分，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隆重开幕。主席台后紫红色天鹅绒幕壁前插着29个与会国的国旗。东道国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词。印尼总统苏加诺头戴圆顶穆斯林黑帽，身着白色西服，精神抖擞地登上讲台，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热情洋溢地致开幕词：“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激动的感情。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是世界史的新起点。我希望，它将证明：亚洲和非洲已经再生了，新亚洲和新非洲已经诞生了。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彼此取得谅解，从谅解中将产生彼此间的更大的尊重，从尊重中产生集体的行动。”
开幕式后，各国首席代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议事日程和会议程序，一致推举印尼总理为会议主席。尽管这个小会上已发生争吵，周恩来却平静如水，沉默不语。下午开始大会发言，印尼总理首先讲话，强调亚非会议的责任是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做出坚实的贡献。接着，各国首席代表按英文字母顺序发表演说。绝大多数发言只是一般地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主张独立自由和发展国家间的经济文化合作，没有涉及到争议问题。然而，下午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伊拉克代表挑起敏感问题，说世界上有三股扰乱和平和谐的国际势力：旧时代的殖民主义、犹太帝国主义、“第三股就是共产主义”，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不被他们的活动和颠覆行为所触动”，“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这个发言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人们的目光转向中国代表团，周恩来却不为所动。
第二天上午，中国原定第一个发言，但周恩来放弃了，仍耐心听取各国代表的发言。上午会快结束时，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在发言中含沙射影地说：“过去那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时代错误，已在消失之中。我们必须加以小心，不要上当，打开大门把一种新的、更加阴险的帝国主义以解放为名放进来。”他虽回避对共产主义的直接攻击，却为其国加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军事同盟进行辩护。最后发言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也吹捧美国的“好心肠”，煽动大家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周恩来此时仍表情平淡地在纸上写写划划，没有要发言的意思。
原来周恩来在会场上起草了一个约两千字的补充发言提纲，决定原讲稿作为书面发言散发。上午散会一回到别墅，他就口述发言稿，工作人员浦寿昌边记录边由翻译译成英文，一个半小时就搞完了。浦寿昌后来回忆说：“总理口述发言真是出口成章，没有多长时间发言稿就出来了，不仅内容好极了，而且文字也好极了。”“虽然乔冠华、廖承志当时都站在旁边，但是没有插手的余地。”
下午会上，泰国外长发言点了中国的名，说有三件事使泰国担心：一是中国在泰国附近的云南省组织傣族人；二是泰国境内300万华侨拥有双重国籍；三是泰国东北部有50万越南人，越盟部队在1953年和1954年两次入侵老挝，逼近泰国边境。然后为其国加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军事同盟辩护。土耳其副总理在发言中也为其国参加反苏反共的《北大西洋公约》和《巴格达条约》的军事同盟辩护。
直到下午4时，各代表团发言基本完毕，会议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周恩来在热烈的掌声中健步登上讲台。全场挤满了人。此前，各国代表和记者已经看了周恩来的以反对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侵略战争，强调亚非民族独立、团结、合作和发展，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旨的书面发言稿，既十分赞同，又万分担心，周恩来在午休短暂时刻仓促准备的补充发言会讲什么呢？
周恩来以极其平静宽容的口吻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周恩来继续显示了和解的姿态：“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会场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周恩来接着对会上三个分歧较大的问题作了“求同存异”的解析。关于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他认为虽应承认这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说，战后亚非兴起两类独立国家：少数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多数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关于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他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关于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周恩来强调：“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他用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表明中国早已形成不愿强加于人的古老传统，“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他巧妙而又温和地对别人的诬蔑进行了辩解。
对所谓利用一千多万有双重国籍的华侨进行颠覆活动之说，他辩道：“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是新中国，而恰恰是“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这一诺言三天后成为事实。4月22日，中国和印尼在万隆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规定有双重国籍的人应根据自愿原则选择一种国籍，侨民须尊重侨居国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政治活动，两国政府保护对方侨民的正当权益。
对所谓中国境内傣族自治区威胁了邻国之说，他反问道：“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他开始委婉地进攻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
在对以上三大问题进行巧妙辩护后，周恩来以幽默的口吻说道：“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周恩来以其精妙绝伦的外交手腕和无与伦比的口才使全体与会者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认识：我们的分歧是在共同受压迫的历史和追求共同目标中的分歧，因而是“大同”中的“小异”，何况“小异”也是由第三者“别人”造成的，中国也是受害者。我们的会议宗旨应该是：既承认和允许“存小异”，又必须“求大同”，不必要“因小失大”。
仅仅18分钟的补充发言使两天的会议达到了高潮，全场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表示对这个讲话的由衷赞赏和对周恩来的真诚敬佩。许多代表过来向回到座位的周恩来握手祝贺。
记者很快报道了各种反应。尼赫鲁总理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吴努总理说：“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纳赛尔总统说：“我喜欢他的演说。”穆罕默德·阿里总理诚恳地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罗慕洛外长信服道：“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甚至连带着敌意来的，存心看中国笑话的美国记者鲍大可也不得不承认：“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他也回答了在他之前发表的演说中，对共产党所作的许多直接间接的攻击。其外交技巧已登峰造极。”
“和平共处”，尽释纷争
会议从20日起分成政治委员会（由各国首席代表组成）、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秘密进行。21日，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在住地举行记者招待会，竟然提出要台湾取得独立国家地位，说和平共处容易使人和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联系起来，呼吁中国公开地和正式地要求各国当地的共产主义团体解散。下午在政治委员会上，他又发言要求会议谴责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殖民主义统治，还提到了中国的威胁等。周恩来立刻起来声明不能同意锡兰总理的言论，要求保留明天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会议很快就休会了。
一散会，周恩来就在会议室找到科特拉瓦拉，很久以后两人才出来。没人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反正第二天上午会上，人们预料的中锡两国总理大论战没有出现。挤满走廊的记者只见科特拉瓦拉第一个发言说：“我昨天的发言只不过表示自己不同的见解，并没有意思引起一场争论，也不打算提任何议案，更没有意思把这个会议引向失败。”周恩来也只作了简短发言：“正像我在全体会议上所表示过的那样，中国代表团并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我已经在会外同锡兰总理交换意见。昨天锡兰总理提到了新殖民主义，这是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不能同意的提法……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自己的国家制度。然而，提出一种新的定义或者进行辩论，都将无助于这个会议。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会议上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或共同的愿望。”他还沙里淘金地在锡兰总理的昨日发言中找到了一个共同点而加以赞扬：“科特拉瓦拉总理阁下提出，要求一切拥有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应在十年之内给它们以独立，这种积极精神是应该得到支持的。”科特拉瓦拉听了十分感动。会议的紧张空气悄然冰释。人们想不出来，周恩来私下跟科特拉瓦拉到底说了些什么，就使他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这个谜在5月13日一届人大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时才揭开。他说：“一散会，我就找到他。我说：你今天这个发言什么意思，是要破坏这个会议吗？他一听，说：我不要破坏，不要破坏。我说：要照你这样的发言，我们一定要回答。回答争论下去，结果是必然达不成任何协议。你是发起国，你把我们请来，你又来破坏会议，什么意思？最后他说，我就是说说。我说：既然你是说说的，你不打算破坏会议，那我们看看你的发言里有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私下里说，周恩来解释道：“当时在会场上就不好用这样的方式说，因为说了，他一些帮腔的都来了，那一定争得无结果，所以不采取会场争论。”这就是周恩来的斗争艺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给你面子，因势利导，最后达到以柔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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