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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与百年《东方》
作者：董锦瑞
《东方》恢宏博大，巍然跨越我国近、现代两个历史时期，《东方》存世的近半个世纪，国际形势波诡云谲，战祸频仍；国内各种政治力量间的斗争纵横捭阖，新旧文化思想的冲突错综复杂。在这种背景下，《东方》以“启导国民”为宗旨，将研究国际问题、寻求民族出路作为刊物的侧重点，同时努力“介绍新知与传播文化”，举凡重大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靡不论及备载，是一份全纪录式刊物，堪称半个世纪旧中国的缩影。
《东方》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7卷为选报性质刊物；8—38卷是它的黄金时代；39卷至终刊为衰落期。胡愈之经历了《东方》的黄金时代，《东方》为胡愈之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与平台，胡愈之也以他的顽强努力为《东方》的发展贡献多多。
跨进《东方》门槛
胡愈之原名胡学愚，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丰惠镇一个书香门第家中，年幼时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教诲，也曾从读于名师、蔡元培的同学和连襟薛朗轩，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功底。父亲胡庆皆对他的影响很大。胡庆皆是当地开明人士，创办过小学堂、女学堂，还订了不少新潮报刊，胡愈之很小就爱看这些报刊，也对新闻出版生发了兴趣，后来还与两个弟弟创办了一份小报。1914年夏，胡愈之听说商务印书馆招收编辑练习生，就从家乡来到上海，通过父亲的一位朋友，把他写的几篇文章呈送给商务主持笔政的张元济先生。张元济对这几篇文章十分欣赏，立即同意胡愈之到商务工作。这样，1914年10月，胡愈之当上了商务编译所的练习生，跨进了《东方》门槛。他先是在编译所理化部打杂，从1915年8月起固定在《东方》工作。
1917年，中国文化界先进分子发起了“新文学运动”，可这时商务的保守势力仍宣扬国学和东方文明，拒用白话文。胡愈之积极响应陈独秀等人的号召，和茅盾在上海率先用白话写作、翻译文章，投到当时上海仅有的两家肯接受白话文的副刊《学灯》和 《觉悟》上发表。胡愈之这时期广泛地阅读了介绍各种新思想、新科学的书刊，并利用《东方》这一阵地，翻译介绍了国外许多新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理论。他收集十月革命资料在《东方》登载介绍。 “五四”运动后，胡愈之成为《东方》的主要编辑，他为《东方》的不断革新进行了最大努力。“五四”前的《东方》基本上只是翻译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科技知识，对国际时事政治只作简单介绍，胡愈之将它变革为国际问题的评论和研究，社会科学新思想的介绍占了很高比例，并大大增加了对中国哲学、文学、经济、政治等的研究，《东方》逐渐成为权威性的社会科学大型综合刊物。1924年，《东方》创刊20周年，胡愈之从《东方》登载过的文章中，选编了一套《东方文库》，实为当时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介绍和论文集锦。
编辑出版难得的“号外”“五卅”事件临时增刊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为打破租界当局的封锁，把“五卅”事件真相告诉广大群众，胡愈之和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人于6月3日出版了一张《公理日报》，为群众运动鼓舞斗志，指导方向，成为“五卅”运动中创刊的第一份用来指导运动的重要报纸。
除了编辑《公理日报》外，胡愈之还专门组织出版了一期难得的“号外”——《东方》“五卅”事件临时增刊。 “号外”随《东方》22卷12号向订户免费赠送。增刊16开本，除广告不计外，共193页，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四篇文章，有商务编译所长王云五的《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和《什么是诚言》两篇评论，编译员陶希圣的调查报告《五卅惨杀事件之分析与证明》，胡愈之的长篇通讯《五卅事件纪实》；第二部分是会审公堂纪录摘要，为法庭审讯纪录原本摘录；第三部分是重要函电汇录，收国内外各界人士和团体的通电、宣言、抗议书23份。
“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大报刊迫于帝国主义压力，缄口不语，不敢揭露事实真相，更不敢对群众运动表示支持。《东方》增刊却表现出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群众运动的爱国倾向。增刊无法像报纸那样动态地追踪新闻事实的变化，就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考虑到《东方》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上层知识分子、政府官员、海外侨胞，增刊就注重综合分析，运用丰富的材料，从整体上反映“五卅”运动全貌。在论说文中，比较注重历史的分析和法理的评价，学术味很浓，以适应它特定读者的阅读心理。它回顾了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侵华史，阐明“五卅”惨案的历史根源就在于不平等条约，从而指明了斗争目标，揭示了群众反帝斗争的伟大意义。它还引用国际公法和英国国内法，从法理上证明租界当局屠杀群众的违法性质。胡愈之发表在增刊上的长篇通讯揉记述与评论为一体，不是仅作纯客观的描述，而是把侧重点放在深刻分析上。所以，这篇通讯中有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如对群众走上街头游行讲演原因的分析，至今仍为史家研究“五卅”运动时引用。
对于资料的运用，增刊编者也颇具匠心。在法庭上，巡捕房是原告，被捕群众是被告，但“会审公堂纪录摘要”中选摘的双方辩护律师的驳诘词，却把原告在被告义正辞严的质问下无法自圆其说的窘态暴露无遗，并告诉读者，真正应该作为被告受到审判的，正是屠戮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在巧妙运用审判纪录这种反面材料的同时，增刊也从正面反映国内外各界对“五卅”运动的声援。收入函电汇录部分的，有上海各工商学团体的宣言、通电，有北大教授致执政府和美国报刊的联名函电，有国内外知名人士、中外宗教团体、苏联职工会的宣言，等等。值得一提的还有刊末所附伤亡调查表。该表系学生组织和社会团体分赴各医院调查的综合统计，项目非常详细。如伤亡者伤情、家庭状况、死亡地点、弹道（证明巡捕自背后射击撤离的群众），以及巡捕开枪人数、国籍、射击次数、开枪时有否警告等，以血的事实控诉帝国主义暴行。
增刊近22万字，有的文章一篇即10万字。如此集中、大量、全面的宣传，是报纸很难做到的。通过精心选择和组织，所有这些貌似分散的材料，各司其职，纵横交错，紧紧围绕主题，形成强有力的宣传攻势。
增刊的编印出版，包括撰写文章的时间在内，仅用15天左右。但编者仍然一丝不苟。不仅文章如此，连版式设计也很具匠心。《东方》22卷的各期封面均为三色套色版，纤巧精美，增刊却一反常态，采用单一黑色，图案是上海高楼大厦的阴影，加上黑框，色块凝重，透视焦点很低，给人以悲愤、压抑、沉痛的感觉，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正文中补白的四幅漫画，无一不是指向帝国主义暴行，甚至广告也用来宣传抵制洋货，商品图案内加上了“欲雪国耻必先试用国货”、“五卅惨案以后国货应加注意”一类口号。增刊原拟于卷首刊登死难者肖像、各地集会游行等照片十余幅，惜照相机因停电无法使用，只得从缺。
撑起《东方》一片天
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外，还出有《东方》、《小说月报》等几份在当时都比较有影响的刊物。商务印书馆办杂志，不只是一般地介绍、传播近代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杂志，来引导国内思想文化新思潮。商务印书馆办刊物，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第一，没有文化品位的庸俗杂志不办；第二，每个时代的转折关头，杂志主编都应时换上新人，以保持刊物的生气。
在探讨社会文化问题时，商务领导人非常关注社会新变化和文化发展新趋向，并常常要求杂志的主编追随新思潮。《东方》是商务印书馆领导人最为看重的一份杂志，对主编的人选，更是应时而变。1910年以前是徐珂，徐珂基本上是旧式学人，故《东方》在他手中影响不及后来。1910年之后，受到近代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杜亚泉建议改革《东方》体例，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书局接纳了杜亚泉的意见，让杜出任《东方》主编。在杜亚泉的经营下，《东方》成为当时最为人关注的文化刊物。1918年，杜亚泉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相抵触，书馆领导人预感到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便果断地委任新人接替杜亚泉的主编职务。
1932年“一·二八”战火中，商务印书馆被炮火摧毁，同年8月，重新开张，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出任复刊后的《东方》主编。此前，胡愈之曾在巴黎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1930年底，胡愈之经德国、波兰，取道苏联回国。回到上海后，他仍在《东方》当编辑。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胡愈之挺身而出，率先投人抗日救亡运动，投笔从戎，他连续在 《东方》及《社会与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就国际公法论对日外交》、《国际形势解剖》等文，分析日本侵占中国的国际背景，对国民党政府幻想通过国际联盟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来解决东北问题，予以彻底否定，并提出“立即向日本政府送致最后通谍限期撤退辽吉两省占领军队，如到期未撤退，立即宣告对日断绝外交关系”的主张。胡愈之的激进昭昭在目，他出任《东方》主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胡愈之临危受命后全面革新刊物，使劫后的《东方》面貌一新。10月16日，《东方》29卷4号出版，在《本刊的新生》一文中，胡愈之提出“以文学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以文学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的编辑方针。在胡愈之的主持下，《东方》成为一份密切联系现实、指导现实的进步刊物，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理论的阵地。它对于促进民众觉醒，提高国民思想认识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愈之撑起《东方》一片天，引领《东方》迈入最辉煌的时期。
复出后的《东方》，内容上增加了对当前重大世界问题和国际形势的述评及专论，对经济危机袭击下剧烈动荡的资本主义世界，对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空前泛滥，新的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形成，都予以特别注意，几乎每期都有数篇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提醒人们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它特别加强了抗日救亡的呼号，“一·二八”后，日寇觊觎中国之心已彻底暴露，对此，《东方》连续发表了《寇深矣》、《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战》等文章，在充分揭露日寇侵华野心的同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集中力量，一致步调，以全民族的整个结合，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最后殊死的战争”。还发表了《东北义勇军的近况及前景》、《抗日斗争的一年》等文章，表扬了英勇的东北义勇军及十九路军将士，鼓舞人民的抗日信心和勇气，并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 《东方》的革新招致了反动势力的不满，他们蓄谋要夺回这个阵地。1933年新年到来之前，胡愈之组织了一组题为“新年的梦想”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是讽刺蒋介石政府的。商务总经理王云五得罪不起蒋介石，藉此借口，干涉胡愈之工作。胡愈之愤而辞职。王云五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胡氏自民国初年入商务编译所为学习员，以有志自修，学识进步甚速，经不次升擢，渐进为《东方》助理编辑。其后一度赴法留学，返国后，思想渐转变，然仍不甚显露。我因爱才之故，于《东方》复刊时，钱君（指钱智修）既无法返任，乃依序擢胡氏为主编。惜其担任此席后，所收外稿，甚至自撰社论，颇多不合国策，我不得不加以劝告。有一次不得已撤去其已发排之一文。胡氏为此深滋不悦，遂请辞职，我亦以为主张不同，不便挽留，乃听其他去。”王云五这番话恰好从反面印证了胡愈之当时的思想进步状况。
1933年3月16日，胡愈之编完《东方》30卷6号后，结束了他在《东方》的编辑生涯。他人虽离开了《东方》，但他留存于《东方》的墨迹，却与百年《东方》一样，与日同存，久久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