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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事件的起源
作者：胡学常
最早，是鲁迅将胡风与毛泽东联系起来。胡风是鲁迅的学生，一直以传承鲁迅精神为己任；而毛泽东，也始终认定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当时商定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就有胡风和毛泽东。可一般的报纸不敢让“毛泽东”见报，只有日文的《上海日日新闻》，在报道的副题中特地标明“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第二年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日，延安的陕北公学举行纪念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演讲；而此时的胡风，刚从上海撤到武汉，在战火中艰难地延续他的《七月》。为纪念鲁迅，他赶写了一篇《即使尸骨被炸成灰烬》，又在10月19日那一天，主持召开鲁迅纪念会并讲了话。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演讲记录稿辗转传至胡风手中，胡风对毛泽东顿生知音之感，立即在他主编的《七月》。上（1938年3月第3期）以《鲁迅论》为题刊出。毛泽东主要以民族话语解读鲁迅，在这位革命领袖看来，鲁迅是革命的战士，更是民族的“圣人”，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具有政治远见，富于战斗和牺牲的精神。记录稿由“陕公”第一期学员汪大漠记录，汪路过武汉时投寄《七月》。汪在文后有一“附记”，称“在延安时没有把这记录稿交给毛先生看过”，似是个人行为。
《七月》第3期出版后，胡风照例寄给在延安的朋友刘雪苇，并请他分赠一本给毛泽东。毛收到后即回信表示感谢说，看过了，“很欢喜”。还说：“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武汉失守后，胡风撤退到重庆。1939年6月，《七月》复刊，复刊第1期上发表了白危的《毛泽东片段》。白危曾在上海做木刻，与鲁迅有过交往，后去延安，得以亲睹毛泽东的风采。不断有延安的稿件寄来，第1期上有丁玲的《警卫团生活小景》，第3期有周而复的《开荒篇》，第4期有鲁藜的组诗《延河散歌》。胡风还利用他在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兼职的便利，曾将《开荒篇》推荐给国际宣传处编辑的一本对外宣传的英文月刊，发表时改译为《他们打仗，我们开荒》。周而复是共产党员，当时在延安，《开荒篇》描写并且讴歌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自救，这样的小说居然能逃过编者、译者以至国民党检查机关的眼睛。
作为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士，雾都重庆的胡风与红色延安、与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无疑建立起一种深沉的精神联系。晚年鲁迅有言：“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者，我得引为同志”，这自然也是胡风的心声。但胡风不是共产党员，他身上还存留有“五四”知识人“独来独往”的性格。他编刊物，卖文，为生计所迫，也到复旦大学兼几个钟点的课，也在国民党的机构兼个差。他也不去圣地延安，1939年5月重庆的大轰炸中，董必武邀过他，周恩来也邀过他，他都婉拒了。皖南事变后，左翼文化人大疏散，胡风夫人梅志主张去延安，但胡风仍然不想去，他想的是，“去这么多人恐怕也做不出什么事来”，说是“一切都由周副主席安排吧”。周恩来后来问他：“到延安去好不好？”他说：“当然好啊！”或许是周洞察到了他当时些许的不情愿，或许是此前的婉拒让周明白了他的真实想法，或许是周觉得他原本就应该留在延安之外（如此更能发挥胡风的作用），最后，周说：“还是到香港去吧。”
更麻烦的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人或事上的联系，或多或少模糊了胡风的左翼政治身份。他前往国民党国际宣传处应差，当然是迫于生计，但政治上幼稚的胡风不懂得要向上汇报。直到有一天周恩来同他谈话，提到一位日本政论家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看法，胡风这才报告说那篇文章是他翻译的，周这时才知道胡风在国际宣传处做事。在那样的背景下在国民党机构里做事原本没有什么，但组织观念强的人不会不向上汇报。后来，胡风辞退了国际宣传处的差事，由周恩来安排，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做专任委员。此时的胡风也算是有组织的人了，可他依然没有什么组织观念。从香港、桂林返回重庆，见到周恩来，胡风也只是简单地向周谈了香港脱险的经过，并未汇报香港、桂林工作的详细情况。胡风有他的理由：“既然我回重庆和回来后的行动都是在党的指示下做的，不会有问题，就没有必要向周副主席汇报了。”还在离开重庆前，已有人放出流言，说胡风加入了国民党，从香港脱险来到桂林，他又从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读到“胡风附逆”的报道，甚至内地已有学生接到通知，说胡风做了汉奸，禁止阅读胡风编的刊物或胡风写的书，有的学生还愤而为胡风写了“挽歌”。情况复杂，谣言四起，向周恩来做些汇报，不是没有必要。
还有一次，蒋介石接见胡风、茅盾、沈志远等人，一个一个单独进去，分别谈话。轮到胡风，前后不过两三分钟，几乎什么也没有谈。这么大的事，胡风只是事后向周恩来提起时，不知所云地说了一句：“我觉得蒋介石的表情像老太婆”。
上述种种，致使周恩来不能不对胡风有了看法。他相信胡风是左翼的革命者，但对他与党的关系心存疑虑。据艾青说，周恩来给延安的报告就曾提到：“胡风和共产党并不完全一条心。”
胡风对毛泽东“讲话”的态度引起延安的高度关注
约在1943年夏，由“文工会”党的负责人冯乃超主持，在重庆乡下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讨论到培养工农兵作家的问题，要胡风发言。胡风根据毛泽东指示的“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面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反动社会实际进行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蔡仪不同意胡风的意见，以“文工会”的一位勤务兵提升为副官为例，说明在国统区培养工农兵作家是完全办得到的。座谈会刚开始，便争论得很厉害，也就无法再讨论下去，大家只好随便谈了谈，不了了之。
此次座谈会重点是胡风发言，因为党不仅观出他政治上“和党半条心”，而且早就明确发现他在文艺上“闹独立”。他的《七月》独树一帜，笼络了一批青年作家，精心打造出著名的“七月派”。在办刊上，胡风的“五四”脾气似乎更为严重，即使是做了“文工会”的专任委员，拿党的薪水，他也仍旧视刊物是自己的，党无权指手画脚，他说：“我自己编刊物那是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人影响的。”胡风文艺上的我行我素，更体现在“民族形式”的论争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为了解决王明们的教条主义，在这个报告里，毛大谈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呼唤“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延安的文艺家由此展开了有关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雾都重庆受到红色延安的感染，也于1940年在左翼文化人间形成了“民族形式”讨论的高潮。尽管在一些观点上略有差异，但延安和重庆的理论家们基本取向一致，都抨击“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传统，将“民族形式”等同于“民间形式”、“旧形式”的改造。胡风显然是被激怒了，费时三月，撰成《论民族形式问题》一书，肯定“五四”文学传统，指斥各种大同小异的“民族形式”理论乃是“农民主义，民粹主义的死尸”的重新“发散着香气”。两地的红色理论家，像郭沫若、茅盾、艾思奇、陈伯达、周扬、何其芳、向林冰、潘梓年、葛一虹，等等，皆一一被胡风点名批判，后来有人说他“骂尽了中国作家”。
胡风的“民族形式”理论惊动了延安。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电董必武，称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xx论民族形式，xxx论生命力，xxx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当时，在重庆的几位党内文化人，如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误解了延安反教条主义的意图，撰文反对国统区左翼文化界的教条主义，张扬感性生活和人道主义。中宣部电即是主要针对他们这个所谓的“才子集团”。但电文也带上了胡风，其中的“xx论民族形式”，显然指的是胡风的《论民族形式问题》。
此时的周恩来已回延安，正参加1943年9月至该年底的政治局高层领导整风会议。据当时在延安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黎辛回忆，大约是1943年冬，周恩来在边区大礼堂东北角的会议室向延安文化界作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有关重庆几个文化人的错误思想，而这几个人正与中宣部电文所列的人员相同，其中就有胡风。周在报告中讲到胡风对“讲话”有些不同意见，还强调说：“我们当然不是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像解放区的作家那样深入生活，但是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改造思想与立场的原则是一样的。”周在报告中还提到，他在重庆与胡风谈话，问胡风的文章为什么让人看了难懂。胡风说他是搞理论的，担心别人挑毛病，他把可能被挑剔的地方预作解释，所以，文章有时绕弯子。周建议胡风写得通俗些，文句不要太欧化。
胡风文字的艰涩、欧化、不通俗，早已成为定评，鲁迅那封著名的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即谓胡风理论上“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上“不肯大众化”。 正如“民族形式”决非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而是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胡风文字的艰深欧化，也不会仅是一个单纯的文风问题。它关乎对工农大众的立场、态度和感情问题，更深一层，关乎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的思想改造这个大是大非。毛泽东论“民族形式”，还有《讲话》，其主旨可归结为：视工农大众为先生，以他们的阶级立场为立场，以他们的阶级感情为感情，以他们的美学趣味为趣味。这便是“大众化”，也就是作家的思想改造。胡风的文字风格与其论“民族形式”的理论主张和思想内涵同声相通，共同体现出反“大众化”的旨趣，亦即反“思想改造”的取向。
在延安整风演至审干和抢救运动、政治局的高层整风也愈益深化的1943下半年，胡风作为一个无论政治上抑或文艺上都有“问题”的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引起了延安高层的高度关注。
胡风弘扬“主观战斗精神”拒绝来自延安的“改造”
1944年4月，延安选派何其芳和刘白羽赴渝，向大后方传达与宣传毛泽东的《讲话》，并调查那里的文艺思想与活动情况。临行前，周恩来为二人作了周密安排，让他们首先找郭沫若，报告此行的任务与做法，听取郭的意见，并请他主持活动。
胡风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常务理事兼研究部主任，得知何、刘二人来渝的使命后，便以“文协”研究部的名义召开了一个欢迎会。会上，何、刘二人照例报告了延安整风的情况，强调作家的阶级性和思想改造这些根本原则问题。然而，他们的报告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有人会后讥讽道：“好快！他们已经改造好了，现在来改造我们了！”冯雪峰还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胡风自己也有不满，他看重的还是那个所谓的“环境与任务的区别”。随后，在“文工会”这边，胡风也曾有几次或被约去闲谈，或由何、刘等来看望，彼此汇报情况，交流看法。有一次，何、刘在“文工会”介绍边区文化活动，胡风也参加了。另一次，由郭沫若等出面召集，开了个文艺座谈会，也邀请何、刘与会，还是胡风主持的会议。这些座谈会，暴露了胡风的真实思想，何、刘二人也就将这些写进了给延安的报告。还是黎辛的回忆：“艾思奇仍兼任中央文委的秘书长（艾此时任《解放日报》编委会委员兼副刊部主任——引者），他把何其芳等人自重庆陆续送来的关于重庆文艺界思想与活动，主要是座谈和帮助胡风与《七月》派文学家文艺思想情况的书面报告，胡风编辑的《希望》等刊物也拿到办公室给大家看。”
何、刘来渝的这段时间，胡风正忙于筹办《希望》（皖南事变后《七月》被停刊）。1945年1月，《希望》第一期终于问世，刊发了路翎的中篇小说《罗大斗的一生》，还有阿垅的诗。更惹人注目的是理论，有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还有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论主观》力图从哲学史的角度凸显主观精神的战斗作用，实质乃是呼唤个性解放。胡风在《编后记》中说，《论主观》提出了“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可见对该文的推崇。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篇幅不太长，近乎发刊词，实与《论主观》相呼应，张扬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作家主体与客观的感性对象的相生相克，反对冷静旁观的客观主义和演绎概念的主观公式主义，同时也反对创作上的“民粹主义”，主张作家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时不要为它所淹没，因为他们身上“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和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
《希望》第1期犹如火上浇油，与《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抗更加鲜明，并且在别人看来，这种对抗业已“集团化”、“帮派化”。林默涵是紧随何、刘二人之后派往重庆的又一位“延安专员”，他回忆说：“《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篇文章引起了党所领导的重庆进步文艺界许多同志的注意。……我和一些同志不赞成舒芜文章中片面强调主观作用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在革命工作上会招致盲动、‘左倾’；在文艺创作上，会引向脱离生活、脱离人民，是值得商榷的。”1945年1月25日，由冯乃超主持，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会实为批判《希望》而开，与会者除了来自延安的何其芳、刘白羽和林默涵，还有茅盾、邵荃麟、冯雪峰、蔡仪和胡风。茅盾首先生气地说：洋洋几万言，实际上是“卖野人头”。茅盾说完就退席。据茅盾回忆，当时有好几个朋友告诉他，胡风他们积极批评的所谓“客观主义”指的就是他和沙汀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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