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开国大典摭记
作者：钱听涛
55年前笔者还是一个参军只几个月的青年知识分子，分配在中央军委（对外称“劳动大学”）的外文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当时编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四部，由两位红军干部江钟、王道益分任主任、政委。他们率领着我们几百个大都是从京津沪等大城市中各大学选调出来的学生兵，跟随华北革大参加了开国大典。那天下午天阴，还下了点小雨。但三点多钟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时，天忽然放晴。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比现在小得多。我们群众队伍站在广场南部，只见一片红旗及纸糊的红灯的海洋，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城楼。直到解放军检阅完毕，群众队伍也走了不少，已是夜色朦胧，正满天飞舞焰火时，才轮到我们走近天安门。我们高呼口号，高呼毛主席万岁。只见毛主席站在城楼上挥动着手，向我们用湖南口音高呼“人民万岁”。我们更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上下呼应，声震天地。此情此景至今回想起来还十分激动。
游行队伍组织严密：大队、中队、小队。每小队发一张口号，我是领呼口号的小队成员，大会后这张油印的口号单就由我保存下来了。口号一共30条，北京市委宣传部印在白色毛边纸上。我深知这次中华民族史上旷古盛典的伟大意义，因此十分珍惜这张口号。几十年来，天南地北、风雨沧桑，我一直放在身边。直到年已古稀，适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我才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他们派陈禹同志来家中连同其他一些号外，及解放前大学里编印的报刊都作为珍品收藏去了。我感动万分，想不到这些纸片竟变成国家博物馆的藏品。
重新谛视这张口号单，其中“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一切国民党残余匪帮！”“迅速解放台湾西藏和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统一全中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几条，使人引起深沉的回忆。当时不要说台湾，连广州、海南、南宁及西南各地都未解放。彭德怀的一野大军刚解放兰州，正行进在河西走廊向新疆进军。参加开国大典的人们，当年既对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豪情满怀，又渴望迅速解放全中国，投入战斗。
两项更名、一句讹传
中共中央原来提出的新国家的国名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陈嘉庚在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最后高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但在七八月间讨论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时，有人提出国名中可去掉“民主”两字。周恩来在9月7日向已到北京的人民政协代表对筹备过程中几个问题作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周恩来作了报告，在讨论中意见还不一致。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回忆，一直到政协会议9月21日正式召开后还是定不下来。9月26日乘全体会议休会一天，“国旗、国徽、国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开会，也讨论到国名。除了原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外，还有人说简称“中华民国”，又有人说应叫“中华人民民主国”。为慎重起见，周恩来及会议秘书长林伯渠特地邀请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二三十人当天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座谈。他们大都已是耄耋老人，陈叙通（73岁）、张澜（77岁）、陈嘉庚（75岁）都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洲侨领司徒美堂（81岁）更反对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他说他崇敬孙中山先生，也参加过辛亥革命，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绝无好感，蒋介石更把它弄得天怒人怨，现在应该抛掉这块招牌，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位前清进士周致祥，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也主张不要简称，直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27日，全体会议对此一致通过。从此一个新国家的名字诞生了。加上“人民”两字非同小可，以后就有了“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邮政”，“人民铁道”，“人民大学”，“人民出版社”一系列冠以“人民”的名称。
还有一个人民政协的名称，也经历了一个变化。1949年6月开筹备会时还叫“新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在9月7日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说明为什么叫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沿用了1946年曾经存在过的旧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从新政协的组织和性质来说，决不是发源于旧政协。现在的新政协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因此在讨论新政协组织法时，感到用“新”“旧”两字来区分不够明确，因此建议改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称。9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及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均通过了这个建议，从这一天起新政协就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直延用至今。
一句讹传是指许多书刊中长期误认为毛主席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在开国大典上于天安门城楼上发出的。甚至如军委批准的《刘伯承传》这种严肃的学术著作及北大某教授的一篇回忆中也如此说。以后许多学者已对此加以辨证。严格地说毛主席讲的原文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下午7时许，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到上个世纪60年代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才把这篇开幕词加了一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标题，“人”改为“人民”，“站立起来”改为“站起来”。因为这是一句长久震撼人心的名言，慢慢地就讹传为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发出的名言。其实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只宣读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在宣读这个公告前加了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是我们已多次在影视镜头中听到的毛主席的宏亮的湖南口音的名言。但他在开国大典上的确没有讲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为什么有些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未出席开国大典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30日下午进行选举。选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毛泽东；副主席6人：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为陈毅、周恩来等56人。但是当时还要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和闭幕式，所以被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要到第二天下午才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而这时参加开国大典的30万群众已在天安门广场集合了。据10月2日《人民日报》报导，这次会议在下午2时举行，出席会议的成员“当即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即于本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当讨论到即将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张治中提出，公告中除提到主席、副主席的名字外，委员只提陈毅等56人，因为委员都是各方面代表人物，应把名单全部列上。全体一致同意。据记者回忆，因为公告已印好，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时，只好把全部名单临时插入宣读，第二天人民日报公布公告时，当然已列入全部名单了。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10月2日报导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会议的委员却只有44人，依次为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何香凝、刘伯承、吴玉章、彭真、薄一波、周恩来、董必武、高福昇、陈嘉庚、罗荣桓、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叙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燭尘、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其余12个人又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未能出席这样重要的历史性会议呢？
笔者一一查对史料，才弄清这12人的情况。聂荣臻因担任阅兵总指挥，正在天安门城楼前忙着作最后的检查，因此未能到勤政殿出席这次会议。此外叶剑英在赣南等待接收广州，林彪在湘南（一说在武汉），彭德怀在河西走廊，都在前线指挥作战；西北局习仲勋在西安、华东局饶漱石在上海、山东分局康生在济南、中南局邓子恢在武汉、东北局林枫在沈阳，他们因主持各地区工作，未能与会。另外徐向前因病正在青岛休养，龙云已从昆明到了香港，救国会代表李章达还滞留在待解放的四川，也未能与会。
值得提出的是中共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既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也未出席开国大典。原来他自4月12 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病倒后，一直在玉泉山休养。开国大典时他是在玉泉山听收音机里的实况广播来庆祝的。
大典在警备森严中举行
开国大典举行前，国民党反动政府还在广州。10月1日这一天，蒋介石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堂公馆，也在收听北京的实况广播。他当然处心积虑地要进行破坏。政协代表民革中央执行委员杨杰已到香港，尚未来得及到北京，在9月19日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尤其是国民党飞机那一阵常轰炸解放区大城市。5月4日就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飞机四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开国大典要举行，防空是件大事。周恩来曾经设想把开国大典放在西郊机场举行。但这样的盛大典礼，举世瞩目，不在天安门前举行说不过去。直到9月2日，周恩来才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写报告，决定还是在天安门前举行，得到同意，这样才定下来。如何保证安全，做到防空万无一失，就成了周恩来及当时兼任平津卫戍区防空司令员聂荣臻面前一件十分重大的任务。8月15日，军委航空局（那时空军还未正式建立）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飞行中队专门负责北平的防空。笔者记得参加开国大典时，上级就布置在典礼举行中万一遇见意外，一定要原地不动，听从指挥。据说当时受阅骑兵有1978匹战马，也都采取了特殊措施，要他们万一受惊不乱跑。此外在东观礼台上还临时建立了一个通信枢纽，用美式报话机开设了与受阅部队联络的无线电网；在阅兵指挥所开设有线电话总机，与天安门及广场各点通话，与南苑机场有专线电话；在北京饭店楼顶有航空指挥台，在东大桥、通县菜地都设立了防空电台。这是多么庞大、繁杂的防空措施。再加上其他保卫工作，可以想象，开国大典得以成功举行，永留史册，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在操劳，付出了多少汗水，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