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开国大典》回顾
作者：李 普
新闻界有朋友要我讲讲《开国大典》采写的过程。建国五十周年的时候有人访问过我，问到那时候我紧张不紧张，我就从这儿讲起吧。这里主要讲过去没想到的。
当然紧张，紧张到前一晚怕睡不好觉，怕第二天没精神，所以第一次吃了安眠药。现在是每晚必吃，起码三四十年了。那是第一次，果然睡好了，第二天精神很好。
除了紧张的一面，过去没想到同时还有骄傲的一面，觉得这次采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见的大场面多了。比如我采访过抗战时期蒋介石检阅青年军，我离蒋介石站的地方只有几公尺。那天我没碰见别的记者，大概那些同行早知道那件事没有报道的价值。不过，我们党对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很注意，我是应当去看看的，哪怕没有什么可写，可以说是忠于职守吧。
这里说到我对采访开国大典有骄傲的一面，其表现是我因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一个老记者不应当发生这样的失误。怕睡不好觉固然也可以算是一种准备，更重要的是还应当尽一切努力设想和准备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才是实质性的准备，很要紧。后来我才知道，大典之前，对大检阅和大游行至少预演了一次，也可能是两次，现在记不清了。我却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层，完全没往这方面想。如果我去看了预演，采访和写作当然会有所不同，起码会轻松得多。
现在回想，何以我没有想到有预演的可能，并且根本没有往那方面想呢?这个问题不简单，这是由于那时候我还完全没有进入“角色”。这意思是说，到了解放区，特别是到了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我这个记者属于领导党的一方，这同在国统区采访大不相同。我偏偏没往这方面想，还是习惯那老一套，像在重庆当新华日报记者那样，临时采访、临时写稿子，岂不是完全没有进入角色？
有没有这种政治敏感，这是对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检验。老记者应当知道，苏联共产党就一直重视大检阅、大游行，因为这种方式有助于培养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领袖高高在上，万千群众远远在下面仰望着高呼万岁，领袖也就越发显得伟大威风，而且带着几分神秘感，越发叫人觉得高深莫测、与常人不同。同时，平常比较冷静的人，在群情激动之下也会热血沸腾。季羡林教授在他的《牛棚杂忆》一书中描写了这种情景，他说：“不管我多么兴奋，但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出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此后两年我还在新华社。每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都要举行大检阅、大游行，都是我的事。每次大同小异，用不着看什么预演，而且每次预先写好稿子，第二天到现场采访，不过是核对一下罢了。
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开头我是站在毛泽东后排听他宣读“公告”，听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后向他要了那份“公告”。公告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那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指着那张字条叮嘱我：照此发表,注意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然后我就四处走,注意现场情况的发展,寻找现场感觉,同时为当天那条新闻打腹稿。
80岁以后我越发明白了,严格说来我算不得个好记者。讲写作,可以说够格；但是那次采访很差劲。这一点也是过去没想到的。那次采访我注意了用眼睛看,搜索现场感,这是对的,我早已习惯这样做。但是我既没有想到看预演,在现场更没有开口提问,这就太差劲了。有些开国元勋我认识,有的很熟悉。在重庆,外宾来访,人家刚到,就有记者问人家有什么感想,这很可笑。可是这时对那些开国元勋,哪怕是这样很幼稚的提问,人家也是有得说的,至少我还可以同他们谈谈天。我没有开口,只是走来走去。大摄影记者侯波为我拍了好几个不同位置的镜头,那时候我还不认得她。当然,我忙于用眼睛看,专注于现场的情景,同时全力打腹稿,也是个原因。
由于采访差劲,写稿的时候就出现了困难,这是一定的,不可避免的。具体情形记不清了。只记得胡乔木审稿的时候一再叹气,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他修改以后还不放心,要我再送给彭真看看。这时候木已成舟,彭真也没有办法。大概他也增删了几个字,只好通过。附带说一句,这种审稿,他们都是同我商量着一起改的。
去年在电话上同好友苏仲湘谈天,他说他的一位朋友，一位语法和修辞专家，对我那篇《开国大典》有所批评。我认为那位朋友说得很有道理，但是记不确切，昨天再问仲湘，他便把那位朋友的书给了我。作者黄鸿森，书名《报刊纠错例说》，是仲湘写的序。这本书的每一篇，都从实例出发展开议论，涉及许多学科的学问，足见作者功力深厚，绝非单纯咬文嚼字者可比。作者很谦虚。书中《文章评改篇》这一部分中有一篇《白圭之沾——重读〈开国大典〉》(沾字是斜玉旁，电脑上没有那个字)，写得很客气，文中说了许多赞美的话。说那时他正在华东新闻学院学习，“这条新闻把开启一个时代的庄严盛大的庆典，用生动的新闻笔法，浓缩在800字之中描绘出来，写得层次井然，气氛热烈，受到我们这些学新闻的同学们的普遍赞扬”。他还注意到当晚游行队伍全部走出会场已经九点多钟，这个稿子第二天就要见报，还要翻译成外文，写作时间之仓促可想而知。
他在说了这么多好话的基础上，提了四点意见，并且说明那是他同一位当日的同窗重读这条新闻“共同作出的挑剔”。那些意见，我心悦诚服，首先在这里表示感谢。
一、毛泽东的职务。新闻开头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不对，那是后来的事。当时他的职务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二、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出现，不宜放在状语位置。新闻说：“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似可改为：“毛泽东主席登上主席台，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如果能写上他登上主席台的时间，更好。
三、“各委员”的“各”，省去为好。
四、两个词语商榷。新闻说“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这句话有两个问题：一是，动宾搭配不很妥贴。“开动”一般用于需要较强功率驱动的对象，至于“电钮”，“按下”就可以了。二是，按下电钮，国旗升起，没有必要加个“使”字。“使”既然可有可无，多一字不如少一字。
所有上述这些，我想现在大概也还是有点儿用处的吧。政治敏感第一，思想要宽广，眼界要开阔，否则还在说糊涂话，茫然不知自己已经被远远地抛在时代后面。新闻界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可见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其中学问很大，很不容易做到。同时，新闻必须准确，必须完全符合事实，不可弄错，当然更不许想象，不许虚构。新闻写作要力求简洁，这也是为读者着想，珍惜人家的时间。其实也是为自己着想，文章长了没人看。所以写新闻要有寸土必争的劲头，要惜墨如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