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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要闻
作者：李 觉 怀国模 张开善
40年前的那天，激动和喜悦的心情，传遍了整个中国大地，深秋的夜晚，首都长安街上蜂拥的人群，追逐着散发原子弹爆炸成功号外的大卡车。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沉浸在欢腾的海洋中。
毛泽东对研制原子弹的决策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让从法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传话给毛泽东：“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1950年，朝鲜半岛爆发战争，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击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志愿军在甚为劣势装备的条件下，英勇无比，猛烈进攻，取得节节胜利，美国军队溃不成军。美国的当权者为了挽回败局，曾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0年11月30日，合众社报导，杜鲁门总统说：“他已考虑同朝鲜战场有联系的原子弹问题。”美联社也随即报导，“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12月去朝鲜“访问”，1953年初，他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1955年，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成岛，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毛泽东面对美国当权者不断对中国进行的核威胁，他以超常的智慧完全意识到，为什么美国当权者动辄就要向我国进行核打击，为什么美国敢于这样做，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中国没有核遏制力量，没有同样的打击报复手段，没有抗衡的力量。
毛泽东面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对原子弹在战略上蔑视，逐步在战术上重视起来。
1954年秋，我国最初发现有铀矿。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汇报人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拿到会上，当场演示。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下去，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强调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一次对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核工业建设的开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论断：“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时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 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10月3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每次都是以搞原子弹要花费很多钱，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核武器贮存时间长了，还要变质淘汰，重新投资生产，中国不必再搞为借口，搪塞过去。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性变化，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国家倒戈，不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此时，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对他的支持，在其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有了松动，出现转机。
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其具体内容为：
苏联同意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问题。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前夕，向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改变了原来协议的承诺。他在信中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他以苏美两国首脑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由，提出所谓为了避免禁止核武器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赫鲁晓夫从戴维营回来后，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挽留，赫鲁晓夫一意孤行，于1960年8月23日，将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二百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特别严重的是，苏联原来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苏联也停止了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配套设备。
在严峻形势的压力下，毛泽东认定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他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
核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顶住压力，奋发图强，先后排列出了数千个技术难题。
1962年12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料生产出四氟化铀；1963年3月，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963年8月23日，完成衡阳铀水冶厂第一期工程并试生产；1963年11月29日，酒泉六氟化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1963年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试验产生中子试验成功；1964年1月14日，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青海海晏地区核武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一颗准原子弹（除未装核材料以外，其他均是未来原子弹爆炸时用的实物），取得理想的效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研制原子弹的历史上，取得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辉煌成果。几乎是同一天，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伴赶下台，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勒紧腰带也要研制出原子弹
1959年下半年，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粮食和副食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紧缺，实行定量供应，许多人吃不饱肚子，甚至传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不吃肉了。
在此严峻的经济困难时期，对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国家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是上马，继续研制下去；一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研制。中央领导对两种意见进行了多次讨论，周恩来和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坚决主张继续上马。陈毅有一个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林彪当时在召见研制核武器的科技人员谈话时，也说了一句话：“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主张下马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先集中人力、财力把经济搞上去，再搞原子弹更为稳妥和有效。刘少奇权衡两种意见后，提出先摸清情况，再作决定，并上报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1961年10月9日到11月初，张爱萍副总长受中央的委托，会同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等人，进行调查研究。
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对此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刘少奇、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最后，会议同意报告的建议，上报毛泽东，经毛泽东亲自批准，最后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上马。
1962年9月核工业部正式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为加强对原子弹研制的领导，中央组建两弹最高领导机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为委员，上报毛泽东。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对时任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的《关于发展我国原子弹工业的报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当时，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核武器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每天走出食堂都说还没吃饱，回到研究室开展工作，两个多小时后，肚子就提抗议了。有的人拿酱油冲一杯汤；有的人挖一勺黄色古巴糖，冲一杯糖水；还有的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又埋头科研工作。两弹元勋邓稼先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奖励谁几两粮票。当时从事国家尖端技术的人员，能得到几两粮票，喜出望外，这是一种最高奖赏。得不到粮票的还有不少人，都对他说：“老邓，我们饿……”邓稼先外出时就想办法买几包饼干，每人分上两块。
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试验场回来，途中买了一点尚未成熟的青杏子，回到院内送了几个给时任院学术秘书的张开善，因快要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他既没洗手又没有洗杏子，瞬间吃进肚里，是苦是涩是酸，不知道，但感觉有了点力气，又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他说了一句话，“光亚同志今天真是雪中送炭”。
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
聂荣臻元帅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正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一批忍饥挨饿的科技人员，经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拼搏，终于把原子弹搞出来。有了他们艰苦奋斗的闪光精神，才有我们今天的强大中国。
群英协同，奋力攻关
自1958年起，为了迎接苏联援助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到来，核武器研究院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个专用厂房和相应配套的研究室；广大科技人员突击学俄文，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用上了，全院各个场所，一片俄语声，好似俄语研究院；所有的人都在盼望早日得到样品和图纸资料，早日上马，早日出成果。
1959年，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只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的口袋里装着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带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生气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
到了1960年下半年，连这个“哑巴和尚”也不来了。院领导传达了赫鲁晓夫的行径，以及中央的决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
与此同时，国家为核武器研究院向全国选调科学家和技术骨干、调来的国际上知名专家有：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在英国担任教授的彭桓武，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发现者王淦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还有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才华横溢的科技专家。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排除阻扰，回到国内，隐姓埋名，带领核武器研究院广大科技人员，施展智慧，奋力攻关，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成功，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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