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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拨乱反正
作者：沈宝祥
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回顾了粉碎“四人帮”时的一些情况。他说，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12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果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
据说，叶帅听了他儿子（一些文章说是叶选宁）回来的报告，赞赏耀邦的三条建言，深以为是。
曾任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秘书的陈维仁同志，将耀邦的人心为上的三条，称之为“隆中三策”。这三条，是当时国家面临的最紧迫和重大的问题，是拨乱反正的最主要内容。“隆中三策”在语言表达上也是很讲究的，简直是一首诗，说明是经过认真推敲的。
“隆中三策”还没有讲到思想路线。稍后，在1977年上半年，胡耀邦就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6月4日，他在一个小会上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会走弯路。”他说的科学态度，就是实事求是。“隆中三策”加科学态度（即实事求是），就是全面的拨乱反正（以后才有“拨乱反正”的用语）。
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
为了推进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复校过程中首先创办了一个内部小刊物，叫做《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在1977年7月15日问世，第1期的文章是吴江撰写的《对“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个刊物每期只登一篇文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十年“文革”的指导思想，当时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评价极高，还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九大、十大的党章。大家只能不断深入学习，不允许有任何怀疑非议。《理论动态》的这篇文章却对“继续革命问题”提出探讨。这篇文章指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仅限于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这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应当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命和技术革命，即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文章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首先抓好科学技术革命是不行的。文章还指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有“左”，也有右，应当是有什么反什么（当时，正在大反林彪、“四人帮”的“极右”）。所谓探讨，虽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但对其中的某些重要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很一般，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讲这样的话是需要勇气的。
后来，胡耀邦在回忆拨乱反正时说：“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1977年7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77年7月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期。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那时乔木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这篇短文当时就作为《理论动态》创刊第一期发表。”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打电话到理论动态组，传达邓小平的话：“基本同意提出的问题”。已故的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同志，在1978年1月写的向校委的《汇报提纲》中，记载了这件事。这个电话就是他接的，当时我也在场。胡耀邦在与吴江的一次谈话中回顾了这件事。
胡耀邦将这篇文章看作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这篇文章也是他与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这篇文章是拨乱反正的一个标志。这篇文章、这件事，中国的拨乱反正史是应当提一下的。
1977年8月召开的十一大，仍然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仍然将这个理论写进了党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废止了这个口号。可见拨乱反正之艰难。
平反冤案的最早呼声
1978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得到解决。这时，平反冤案的问题更为突出和紧迫了。胡耀邦心急如焚。他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商量，决定首先发表文章呼吁。在胡耀邦具体指导下，中央党校的三位同志很快撰写了一篇长文，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个题目也是胡耀邦出的。这篇文章在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1977年10月7日发表，犹如一声春雷，引起轰动。文章发表后，三位作者、人民日报社、中央组织部都收到大量要求平反冤案的信件。
关于这篇文章，一些文章和著作已有具体介绍，不必在此多说，仅介绍一个情况。
1977年10月12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谈到了这篇文章。他说：杨逢春同志他们三人写了篇文章，不错，反映很强烈。一举成名天下知。这篇东西我参加了一点意见，人民日报出了很大的力。经过反复的搞，头一稿推翻了，经过了艰苦的奋斗的。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阐述了主席的干部路线，用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精神，谈了党的一个重要问题，用马列主义观点、毛泽东思想观点，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干部几千万人。文章也有几段分析得比较透，“台阶论”分析得比较好。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心安理得的。要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看教训就是这个。不要怕，形势不同了。
这篇文章，吹响了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声号角，也增强了胡耀邦进一步推进平反冤案和拨乱反正的勇气。
鲜明提出清理“左”的思想
长期以来，犯“左”的错误，“文革”时期发展到极“左”。可是，一些领导人思想长期不觉醒。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提出要批“极右”。1981年1月29日和30日，胡耀邦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长篇讲话，着重提出了反“左”的要求。他说：“二十年来的‘左’，其范围之广，破坏之大，流毒之深，都是空前的。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身历其境，身受其害。事实证明，‘左’的东西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克服了‘左’的错误后才取得胜利的。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只有在认真清理并纠正了‘左’的错误后，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随后，他要求理论动态组为《人民日报》撰写一篇反“左”的社论。吴江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耀邦原定的题目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整顿党风》，后来，在审阅报送的文稿时，将文章题目改为《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
这篇文章只有3800字，从分析现实和回顾历史的角度，比较直率尖锐地讲了多年来“左”造成的严重危害，阐述了清理“左”的思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鲜明地提出了清理“左”的思想、纠正“左”的错误的要求。文章指出：“应当看到，‘左’的思想和错误，不只是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工作方面，而且表现在各条战线的工作上，因而是全局性的问题。二十多年来，‘左’的思想和错误影响了全党。由于经常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工作和生活，一般来说，我们每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文章强调，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总的要求是：实事求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教育大家。
这篇文章首先在1981年3月5日的第263期《理论动态》上发表。3月10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上半部将此文作为社论发表，通栏大标题。新华社转发全国。第二天，全国各地党报广泛转载，许多报纸的版面安排同《人民日报》大致一样。
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这样庄重的形式，鲜明地提出清理“左”的思想，这还是第一次，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影响很大。此后，北京和各地的报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剖析“左”的文章，形成了一定的清“左”氛围，对清除“左”的影响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清“左”的阻力也很大。当时，有些人的兴趣和注意力还集中在反右，对于清“左”，不但没有思想准备，而且抵触。有的人对于这篇文章横加指责，甚至闹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指出，这篇社论没有大错。事情才算平息。
以后，我又撰写了《评“左”比右好》一文，经胡耀邦仔细修改补充后，在《理论动态》第271期上发表（1981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于5月27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地报纸广泛转载。
清理经济领域的“左”
《理论动态》创办后，胡耀邦提出重点抓经济和政治。所谓抓经济，主要是清理经济领域的“左”。《理论动态》第6期发表了《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一文。“文革”中，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本文针对这种极“左”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剖析。
随后，《理论动态》又连续发表怎样看待社会主义企业利润、银行利息问题的文章，批判在这些问题上“左”的观点。
在拨乱反正中，耀邦很关注农业和农民问题，特别重视纠正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他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多次讲到这方面的问题。他说：
集市贸易，怎么会产生资本主义？
我们现在的反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概念还是前几年的概念。
什么堵资本主义的路，资本主义的路当然要堵，但你堵的是什么东西。
现在不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是割了社会主义的一条腿。多种经营是两条腿之一。
经济问题很多，如农业，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把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个很大的错误。
为什么1955年后一直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剥夺农民，我们可厉害呢！现在还有这个问题。
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二十几年来，基层干部，县委书记，怕得要死，不怕穷，就怕资本主义尾巴。
耀邦出了不少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题目。这些文章主要由理论动态组的经济学家吴振坤撰写。他先后写了《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绝不能剥夺农民》、《谈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的几个认识问题》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对多年困扰农村和农民的“左”，从理论上作了比较透彻的剖析，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遭到一些人的责难。
当时发表的这些文章，具体剖析了“左”的思想观点，但还没有明确指出是“左”。
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把问题点明了。吴振坤随即撰写了《谈谈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一文，从总体上剖析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此文作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
发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
经济方面的“左”，一个是盲目反对资本主义，另一个就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为高指标而生产。
1979年9月，胡耀邦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以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1979年9月30日，《理论动态》第160期发表了《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这是吴振坤按照耀邦的要求撰写的。
这篇文章阐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是为了满足广大劳动者的需要，从而也是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文章评析了多年存在的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并指出，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为重工业而重工业，是我们经济工作中许多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的症结所在。文章针对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左”的倾向，总结了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