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日军战俘在延安“洗礼”
作者：王光荣
这所学校，先后有四百多名日军战俘在这里洗心革面，正如野坂参三所说：学校办起，就“开始了艰难的改造工作，即要把过去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信徒，改造成未来的、为民主和平而奋斗的革命家的工作”。
“换脑”行动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99%来自晋冀鲁豫各个战场，他们被俘后大都经过在前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初步教育及生活的体验，大多数人的思想已有所觉悟。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后，更是受到特别的关照。有个俘虏叫渡道俊夫，他在回忆被俘后的情况时写道：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一个病室的是八路军一二○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并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一二○师师部竟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去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是，这次我和这些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
到了延安，我被护送到城东15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恐惶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真是不一样。病愈后，我就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了。
学校教育进程大致分三个阶段。刚到延安为第一阶段，约一个月，对学员进行入学资格审查。然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预科生教育课程，接着实施10个月的本科生教育。学员入学完全采取自愿原则。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时事与日本问题；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讲座；自然科学；特别问题恳谈会；听写及练习中文（文化课）。
随着战俘思想觉悟、理论水平的提高，教育内容也逐步由浅至深。到1942年仅日本问题一门课程就增设25个具体讲座，这些讲座涉及日本深层次的现实矛盾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两大阵线相战的症结所在，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切身命运及前途等。上课时，教师一般都用日语讲授，而在讨论时，学员必须讲中国话。有的学员，中国话讲得很差，只好用一半日语，夹杂着一半生硬的中国话参加讨论。
随着新来学员的增多，1943年学校按战俘文化层次和觉悟程度改编了学习组织。1944年10月，《解放日报》曾发表日本工农学校师生自己撰写的《愉快地紧张地学习着》的记实文章，就此问题作过详细报道：
日本工农学校，根据学员的程度及有效学习的需要，把学员组织成A、B、C三个班。A班的大部学员，是最近来到八路军的新同志，其中有今年4月在日军里不堪虐待逃出来被八路军相救的同志。这个班的教师，由梅田照文担任。
A班的教育内容，初步了解社会主义理论，解剖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这个学科，把学员们在日军和日本学校里学的有关的历史神话彻底摧毁了。这中间，讲解了日本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展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阶段的；还触及到人类不是神创造的，阶级和战争是怎样发生、发展、消亡的，它的必然性等问题。听了这个讲授，去年来到八路军的福田愤慨地说：“日本国内教的历史，是小孩子需要的，都是反动统治阶级伪造出来的。自己现在才真正弄懂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弄懂了反动阶级的剥削实质和侵略本质。”
B班的程度稍高一些，学员都是来到八路军一年以上的。现在他们正在学习理论上更深层次的有关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的分析。教师由能流畅地讲日本话的王学文担任。他教授方法深入浅出，受到学员们的欢迎。
C班是由水平最高的学员组成，主要课目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个讲授，不仅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而且联系日本的情况和问题。由精通日本问题，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冈野进亲自执教。现在讲到第七章：俄国共产党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由怎样的战略、战术和准备，实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
除了上述学习内容，还有三个班的共同课程：中国语、常识讲座、时事问题等。时事问题课主要由冈野进讲授。他讲课内容丰富，分析精辟，语言通俗。他联系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崩溃，讲解社会发展的规律，说明日本东条英机法西斯内阁的必然失败。联系苏联红军胜利的消息，论述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力量的源泉等。还把修养、锻炼和“坦白运动”等内容插入讲课中。并且教导学员们如何正确地观察、思考问题，正确地分析、处理问题。学员们对时事问题课有浓厚的兴趣。
除了上述正课，还有各种研究会。最近，学员们正在研究冈野进发表的《中日战争六周年告日本国民》这篇文章。凡加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志，目前还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献》。
一切课程都举行讨论会。讨论不限于教课内容，还要讨论怎样正确地把握、领会问题，如何应用于实际，尽力避免陷入教条主义。
日本工农学校学员，还和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建立一对一的朋友关系。他们不仅相互学习语言，而且学习对方国家人民的思维方法、感情、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
1944年新学期开始，由于C班学员毕业上前线，学校把全体学员合并成一个班。这个班以政治常识为主课，以时事问题、常识讲座为副课。
1945年1月6日、7日，学校举行了评选学习模范大会。当选学习模范的条件：一是努力学习；二是把学到的理论，能具体地贯彻于日常生活、工作和生产的实践中。全体学员经过认真评选，最后选出三位同学为学习模范。
一位是一组的春日，他原是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在日军占领区曾从事新民会的工作。1942年被俘后，接受八路军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解放联盟的教育，初步改变了过去的立场，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积极从事汉文、英文的翻译工作。现在他彻底清除了过去蔑视中国人民的民族偏见，变得谦虚温和，学员们都很尊敬他。
另一位是二组的大坂。他工人出身，原来小学还没有毕业。1943年到学校后，提高了文化程度，努力学习理论。
第三位是三组的光江田。他出身商人。在日军时，他深信日本军部的宣传，认为日本的侵略行为是正义的。在学校，他当了学习组长，耐心指导全班的学习。在生产劳动中，他还摇车纺纱。
主持学习模范颁奖大会的是学校教务主任高山进（即川田好长）。高山进1938年到我国华北，不久，就被八路军俘获。1939年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干部训练班任日语教师，后到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1940年5月，他与森健创建了反战同盟延安支部。1940年10月，他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他代表学校表扬了出色学习和成功转变思想的三位同学，给他们发了奖。许多学员代表上台，表示要向三位模范学习。
优厚的生活待遇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生活供给，在整个陕甘宁边区财经困难的形势下，不仅有保障，而且相对于八路军总部和政府其它部门的生活更优越。
学员中村善太郎（延安时名叫中小路静夫）在几十年后回忆学校当年的生活时说：
我们在延安时，居住的地方很有意思。这里的人由于土质、气候等关系都住窑洞。不仅本地居民，连军队、机关、学校的人员，也几乎都住在窑洞里。我们工农学校的窑洞，是在宝塔山一个绝壁的侧面，往山里挖进宽2.5米、深4.5米左右的洞。五六个学员住一孔，就在这里生活。我们的窑洞六个一排，面向南面的旧市区。最大的窑洞，是教室、图书馆。窑洞的入口，是像日本障子似的白木门，安全问题是不用担心的。窑洞冬暖夏凉，冬天用陶盆烧木炭取暖，也不怎么怕日机轰炸。1943年6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吃完早饭，就听到警报声。接着，我们透过窑洞的窗子，看到天空有日军9个飞行分队，约27架轰炸机，往已撤退一空、没有居民的延安城丢炸弹。这天晚上，我们听到日本广播电台吹嘘“皇军”空军在天气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把延安的军事设施炸成一片废墟。实际上，只炸死了一头毛驴。后来，军民搜集炸弹碎片，用来锻打生产工具，或把炸弹碎片送到延安北面约四五十公里的安塞兵工厂，加工成抗日作战的武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还巧妙地把一个没有爆炸的炸弹，改造成印刷用的滚子。我们住的窑洞没有电灯，这个时期，连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住的窑洞也没有电灯。我们在器皿里放入灯油，拿细棉线捻成灯芯，用油灯照明。一到晚上，五六个学员，围着这小小的灯火，辛勤地学习着，热烈地讨论着。有时，没有油了，在黑暗中也能讨论。
在抗日根据地，军队、政府机关、学校都实行供给制。边区政府在1942年就作出了十分细化的生活供给标准制度，共分10类40余种。在延安的日本、美国、苏联、朝鲜等外国友人列为第一类，日本战俘也被视为外籍朋友来对待。如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等。对外宾客灶更是优先，每人每月细粮36斤、猪肉15斤、清油4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豆腐30斤、杂支每人每月50万元边币。奶费、灯油费、洗澡用炭均一一列出，按量供应，衣服不限。日本工农学校新来的学员，给予特殊优待：第一月份发给津贴5元，被毡按实际情况补充，毛巾及肥皂各一条，牙刷一把，牙粉及烟各一包，旱烟袋一根，碗筷各一份，单衣单裤、衬衣衬裤各一套，鞋袜各一双。以后每隔四个月，每人补充：牙刷一把，毛巾一条，肥皂两块，烟草二斤，鞋袜各一双。
学校除按一般的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别供应：每人每月猪肉大秤1斤（2.5市斤），粮食除按我军规定供应外，每人每月另加优待面10斤（不扣米），过年、过节或日本的重要节日，由供应机关批准发给一定的会餐费。
学员的主食，原来是小米，后来改为白面。一日三餐都有肉，早晚餐有二三个菜。星期六晚餐，有时加菜，还有各类边区自产的白酒。
最热闹的是每星期一次学员们自己动手包饺子。从厨房领来面和馅，大家七手八脚地抢着干，不是把饺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馅放得太多包不起来了，即使包好了放在锅里一煮，也全破了。在中国同志的帮助、指导下，过了一段时间，学员们才慢慢地掌握了包饺子的要领。
有位学员叫谷川，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发表在校内墙报上。他在文章里写道：“饭桌上摆满了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鸡素烧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说：‘美极了，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聂荣臻在回延安开会时，特意登上宝塔山视察日本工农学校。当他看到墙报的文章，学生谈到延安生活幸福，经常吃鸡素烧时，开玩笑地对负责总务的刘兴渭说：“能不能请我吃一顿鸡素烧啊？”刘兴渭说：“就怕司令员不肯赏光。”聂荣臻哈哈大笑说：“我一定放开肚皮吃一顿日本菜。”半小时后，学生吃晚餐了，聂荣臻一边吃着鸡素烧，一边通过翻译和学员们谈话，食堂内不断传出学员们的笑声。
学员的津贴，享受八路军连长级的待遇。当时，八路军的津贴，分成五个等级：士兵：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朱德的津贴也是5元。学员的津贴3元钱，在当时延安，可以买6斤猪肉，或6只中等大小的鸡，一般是用不完的。加上生产的收入，使学员们更加宽裕。
1942年8月下旬，延安连续下大雨。有的地方爆发了山洪，部分灾民缺衣无食。9月1日，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自动集资144元，支援灾民。《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件事，表扬学员们。
1943年，学员把集体剩余的5000元钱，投入学校的合作社。不少学员说：“在日本，我们欠了很多债，在延安，倒变成了投资者和有钱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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